袁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非常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他对编辑出版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并亲自从事过许多重要的编辑出版实践。他的编辑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他整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就是这个侧面，也是很不平凡的。他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是丰富多采的，他的编辑出版的论述是含义深邃的，其中包含着许多揭示编辑出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是这个侧面，也充分反映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甚至反映出在他别的活动中不易发现的许多优秀品德和风格。人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编辑出版家。

　　要对毛泽东十分丰富、深邃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从而阐明毛泽东的编辑出版理论体系，这是广大出版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在这篇文章里，只就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几个重要思想，作点初步的探讨和阐述，以供出版界的同志研究和学习时参考。

　　一、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府为己任

　　毛泽东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是要运用编辑出版这个工具，忠诚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促进和推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

　　毛泽东强调编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是始终如一的，非常鲜明的，他不仅这样提出要求，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直接主持或指导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都坚持这个正确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强调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在大革命时，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①在中央苏区时，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②。他在同一个报告中，是把编辑出版工作包括在文化教育之内的。在延安时，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③为了纪念“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他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④他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⑤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发刊词”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⑥

　　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及时指出编辑出版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城市中，“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⑦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⑧。他还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旧中国，“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⑨这也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在谈到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时也强调要发挥出版的作用。他说，还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⑩

　　编辑出版工作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关键就是要认真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多的。他在延安时就多次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11)。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说：“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12)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关心，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出版。毛泽东一直都强调报刊等出版物要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13)。他给苏北党的负责人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14)他说：“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5)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出版。在延安时，他要求青年人“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6)。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关心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文革”中还关怀《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的出版工作。

　　二、广泛地密切地联系和团结著作界，即要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要关心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实际困难

　　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充分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争取有价值有质量的书稿源源而来，这是发展和繁荣出版事业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着许多光采照人的论述和活动。当然，他是作为一个领袖来做思想界、著作界的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来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加富于教育意义。

　　不论是新老作者，还是党内外的作者，毛泽东都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他看了郭沫若的《虎符》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论文后，先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看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给范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后给周写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他看了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后给这两位作者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17)

　　有些作者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存在其他缺点，毛泽东热情地同志式地给予启发和帮助，但对世界观已经固定了的老年人，则不强求。他看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一书后，给李鼎铭写信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他看了吴晗的《朱元琼传》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后来吴晗表示，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毛泽东看了陈寄生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以后给作者写信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他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但要章士钊准备人家批评(18)。

　　有些作者在“文革”中身处逆境，无法进行写作。毛泽东及时给予关心和保护，改善他们的写作环境，保护他们的写作积极性。“文革”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史学家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追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文澜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给范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能继续他的史学的著作工作。史学家周谷城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根本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对周谷城改变当时的处境、继续著作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小说家姚雪垠在“文革”中先后两次得到毛泽东的保护。1966年7、8月间，毛泽东委托一负责人转达他的意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看完，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姚后来说：“这是毛主席对我的第一次保护。”1975年底，毛泽东将姚雪垠写给他的信亲自批给政治局传阅。据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姚的写作计划，指示给姚提供条件把书写完。姚后来说：“在我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护了我。”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使《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19)。

　　对待作者的创作成果和著作权益，毛泽东强调要从精神上给予尊重和保护，从物质上给予补贴和报偿。毛泽东对一些书稿文稿中不妥当的或错误的内容，要求进行修改，但是要同作者商量。他说：对征集到的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20)毛泽东为出版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胡乔木写信说：“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21)毛泽东直接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时，也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毛泽东还很重视给作者以物质上的报偿。1936年8月5日，他为出版《长征记》写的征稿信上说，来稿采用后，“备有薄酬，聊志谢意。”(22)1939年1月23日，他在要周扬负责修改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书稿的信上说：“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23)1944年4月29日，他在评价《永昌演义》书稿的信上说：“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久，此书作者李健侯应邀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奖励给他二百元边币(24)。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毛泽东仍然不忘作者的稿费和报酬。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待青年作者，既热情地鼓励，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又及时给予指导，使其健康成长。1937年，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作了约四千多字的摘录，并给艾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5)一个党的领袖对待一个青年作者，采取的是何等热情而又谦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和艾思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和友情。1954年，青年李希凡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重视。李于1955年被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57年4月2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信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26)

　　三、精心审读、选择和修改书稿，认真做好序跋注释工作，“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编辑加工工作，这是保证各类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毛泽东亲自对许多重要书稿进行精细加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力求书稿达到完善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的令人敬佩的言论和活动，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

　　1936年1月，毛泽东看了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后，给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写信说：“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27)此书经过修改后，于同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37年和1941年，毛泽东组织出版《农村调查》一书，自己做了精细的编辑工作。1937年写了一篇序言，但是当时书没有付印，1941年又写了第二篇序言和跋。他还在正文中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他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28)他还在序言和跋中阐述了党在当时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此书，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了。

　　从1950年5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并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数属于内容方面的。经过修改，无论内容还是文字，更加周密、更加完善了。例如《矛盾论》一文，他作过认真的修改。其中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删去了。《矛盾论》起先未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以后才收入1952年出版的毛选第二卷。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按时间顺序，将此文改收入第一卷。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仍由毛泽东主持，在几个同志编好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毛选的编辑工作是多么精细和严谨(29)。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他对收集到的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他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象老师改作文一样。他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当年9月写过一篇，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又于当年12月重新写一篇。他还为此书写了104篇按语，共2.4万多字，阐述了不少重要观点。他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又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阴、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作编辑工作，还要他的秘书班子参加编辑工作，他给田家英写信说：“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这本书共收材料176篇，约90万字。书后还有《简要注释》(298条)、《本书编者按语索引》、《本书内容分类索引》，便于读者查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印了只有27万字的节本，供更多的人阅读(19)。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鼓励下，1959年文学研究所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选了其中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参加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毛泽东要何其芳写序。序写好后第一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约何当面讨论修改问题。毛泽东说，对鬼除了讲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述上重视。何其芳修改后第二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大段，还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一处加了这样一句：“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此后，毛泽东又一次约何当面谈序言的进一步修改，要求何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及其发展前景。这篇序言誊清打印后又第三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他自己加的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毛泽东还给何其芳写信，要他将这篇序言的清样，送给刘少奇等五位领导人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并对序言先在哪些报刊上发表及全书的翻译出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事后，何其芳赞叹说，毛泽东是“多么细致、周密”啊!(31)

　　为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1963年7月，毛泽东在要求组织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时，提出要重新校对译文，并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释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5年12月，毛泽东又重提写序的问题。他召集几位理论工作者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32)。

　　四、认真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讲究文法和修辞，以生动和通顺作为写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

　　文风问题是我们全党也是出版界一个大问题。如果编辑出版工作者没有正确的文风，就不能很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毛泽东针对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作过许多尖锐的也是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论述，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

　　他在1940年2月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3)

　　1942年2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他开列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泽东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充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在引述鲁迅讨论写文章的意见后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34)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5)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方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36)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作过一次谈话，其中又谈到文风问题。他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37)

　　1958年，毛泽东提出写文章要具有“三性”的著名观点。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38)

　　五、对待书稿的校对和出版，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要反复校对，“保证一字不错”；发现差错后，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

　　编辑出版部门的校对工作，是保证书稿文稿质量、消灭文字内容差错的最后关键。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工作。毛泽东不仅不轻视这项工作，而用始终以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它。无论是在指挥百万大军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时期，他都是如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活动，是感人至深的，是编辑人员的学习楷模。

　　他非常重视文稿书稿排印后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不仅要求有关同志认真负责，而且常常自己亲自反复校对。1938年5月，他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修改好以后，给郭化若写信说：“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他还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39)1938年6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40)1938年11月，他将在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好排印，写信给徐冰说：“请你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41)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他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说，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同时好好拼版，保证一字不错(42)。1948年3月，他为播发一篇通讯写给胡乔木的批示中说：“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43)

　　在著作发表或出版后，一旦发现其中有差错，哪怕是错一个字，毛泽东总是毫不含糊，严肃地公开地予以更正，有时还自己写更正启事，请有关报刊发表。1945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论联合政府》一文，毛泽东发现有几个错字，当天即以本报名义写了一个更正启事，在5月3日登出(44)。1949年4月25日，北平《解放报》登载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一文，他在当天发现文中脱漏两个字，多出四个字，即亲自写了有220多字的更正启事，并给该报编辑部写信说：“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45)1949年4月2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发现其中错了两个字，将“当”字误为“均”字，将“村”字误为“民”字，第二天即为新华社写了更正启事，并指出：“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46)

　　他要求出版单位把消灭出版物上的错字，真正当作一件事情来办，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他说：“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47)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注释

　　①②⑥(11)(13)(14)(15)(20)(22)(37)(38)(43)(45)(4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页，第34—35页，第55页，第99页，第39页，第96页，第150页，第102—103页，第38页，第190页，第207页，第144页，第165—166页，第166页。

　　③(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第830、840、844页。

　　④《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第356页。

　　⑤(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第728页。

　　⑦(35)(4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322页，第1319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9页。

　　⑨⑩(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第203页，第406页。

　　(16)(21)(23)(25)(26)(27)(3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第232页，第138页，第112页，第524页，第138页，第126页。

　　(17)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241—242、163、228、233页。

　　(18)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310—311、386、602页。

　　(19)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1—172、189、193—195页。

　　(24)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8、180页。

　　(2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2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3—19页。

　　(30)《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2—23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8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和按语。

　　(31)参见《毛泽东读书与写文》第9—12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6页。

　　(32)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36页。

　　(3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134页。

　　(40)(41)(44)见《红旗》1983年19期《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一文。

　　(42)《校对业务基础》，第11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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