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权行动是脆弱的，还充满了随机性。但哪怕只维护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价值的事业

　　新民权行动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它试图更加理性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它正在教人们习得政治的技艺

　　建立一种维护宪法尊严的制度的呼声，随着新民权行动，将有力地浮出水面

　　本刊评论员/秋风

　　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社会运动，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新民权行动似乎也是如此。

　　当照例回首一年的时候，我们蓦然发现，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一连串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事件。在这些貌似寻常的事件之间，我们看到了某种不寻常的内在关联，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新民权行动”。

　　自发性与平民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指出，被包容在新民权行动各个领域中的公民维权事件，都是完全自发、分散，在个案层面上进行的，是一个个基本上没有多大外部关联的维权事件的总和。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波又一波的维护个人权利的努力。所以，我们说过去一年的维权运动是“新”的。

　　不惟如此，这个“新”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我们上面所强调的：它是自发的、个案性的，而且，具有平民性质。

　　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中国人争取权利的努力，大部分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进行的，因而，具有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而知识分子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诉求是整全的，也就是说，要求对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彻底的变革。与此不同，新民权行动中的主角，都是自己最基本的权利遭到侵害的最普通的民众。他们是作为当事人提出诉求的，他们不是观念性人物，因而在新民权行动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宏大话语。这些当事人提出的诉求也很“卑微”：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冤屈。

　　据此，我们可以说，法治主义也许是新民权行动的又一“新”意所在。法治主义既指公民所捍卫的自己的权益本身是合法的，又指其程序也是合法的。在今年发生的众多维权事件中，当事人认为遭到损害、侵犯和践踏的，乃是已被现行法律明文规定授予公民的权利。在当事人和舆论的努力下，问题也大多进入了司法程序及其它合法的程序，通过体制内的博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当然，新民权行动的上述特征也注定了这场运动是脆弱的，并充满了随机性。

　　哪些人的冤屈会得到舆论的关注是随机的——事实上，大部分人的冤屈不可能得到舆论的干预；什么样的公民权利会被特别地提出来，也是偶然的——取决于舆论的同情心或时机。也就是说，在新民权行动中，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不大可能得到普遍的维护，各方会基于种种考虑而有选择地维护某些人的某些权利。不过，话又说回来，哪怕只维护了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一件具有崇高价值的事业。

　　维权与社会良性互动

　　当然，自古以来，就不乏权利遭受侵害者，人们一直在寻求正义而往往不能得到。而今天，之所以形成一个新民权行动，且取得一定成果，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迁，从而为个人维护权利提供了一个平台。

　　观念改变历史。个人权利的观念正在从学界向一般受教育者及普通民众渗透。今天，即使一个农民，被城市驱逐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权利意识觉醒后，个人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和智慧就随之而来。当他们遭遇侵害的时候，他们蹒跚着站了起来，并且发出了呼喊。

　　知识分子注意到了这些呼声。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对于权利观念的常识性传播之后，一方面致力于理论的深化，另一方面则开始进入更为形而下的层面，透过对个案的关注和参与，渐进地寻求落实权利的现实途径。

　　知识分子也将个别事件的解决与管理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律师及法学家。有人曾说，90年代是经济学家的时代，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是法学家的时代。的确，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但它已经不再是民众和知识分子主要的关注点了。渐进式改革似乎已经进入另一阶段，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质福利，转而要求自己的权利获得保障。新民权行动应运而生，法律家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掌握着如何主张权利的专业知识，又经由法律训练而具有理性的妥协精神，从而确保了新民权行动不致逸出法治的框架。

　　日益成熟的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新民权行动中发挥了某种枢纽性作用。不少个案是由互联网率先披露出来的；网民们成为最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知识分子们则首先在互联网上表达他们对于各种社会事件的意见。

　　另一方面，面对当事人的合法诉求，面对公众的舆论，司法、行政和政府部门在一些个案面前作出了正面回应。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保障公民权利更为具体的条款，将有可能写入宪法修正案中。

　　总之，在新民权行动中，我们看到了当事人与舆论间的互动，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体、当事人的互动；最后，还有政府与民间的互动。这些复杂的、交叉的互动关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初步形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试图更加理性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妥协。新民权行动正在教人们习得政治的技艺。

　　人民与法律共同成长

　　由于法律家的广泛参与，由于各方不约而同地遵守法治的游戏规则，因此，这场新民权行动正在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社会的法治精神，并成为推动司法制度完善的新动力。

　　70年代末以来，立法者们痛心疾首于法律之缺失，而致力于非立法的不可，中国进入了一个立法繁荣时代。但由于受到原有体制的约束和苏联式法律观念的影响，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没有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即使大部分立法中规定了公民的种种权利，但由于受欧陆法律观的影响，法律部门普遍地重视立法而轻视司法救济；司法程序又比较僵硬，法官相对被动，致使法律中的公民权利经常无法得到落实。

　　在新民权行动中，理性的知识分子和法律家推动法律“活”了起来。在他们的心中，除了现实的具体法律条文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法律精神和原则，即自然的正义。所谓正义自在人心。知识分子和法律家正是依凭着对于正义的信仰，解释着现有法律，并把这种解释传达给整个社会，包括司法机构。正义之法的观念和学术，通过个案，扩展着现有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边界。

　　在新民权行动中，人民自下而上地参与了立法和释法，并通过与司法、政府部门的互动，使法律的执行向着救济受害者、更完善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

　　尽管由于实行大陆法系，个案的意义受到限制，但在新民权行动中，每一个自发的个案的“非意图后果”或“溢出效应”，依然推动着法律规则发生变革：法治精神被注入到法律的执行过程中。

　　当然，由于还缺乏制度上的有力保障，民间自下而上对法律的解释是否能够产生普遍效果，几乎是一件撞大运的事情。有鉴于此，今年以来，法律、政治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于法律、法规及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否合乎宪法、是否合乎自然的正义进行审查。

　　建立一种维护宪法尊严的制度的呼声，随着新民权行动，有力地浮出水面。

　　将公民的权利写入宪法、法律的文本中，并不是困难的事情。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权利要转换为实际权利,需要实践再实践。随着新民权行动在2003年的兴起，“中国人的权利”也注定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词汇。我们的这个社会是理性的，新民权行动是幸运的，新民权行动年之后，还将有第二年、第三年，“中国人的权利”将可能被写进每一次司法活动中，写进每个人的心中。

　　秋风 本刊评论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已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 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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