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大学广场湖畔的一座小亭子中，镌刻着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时而有学生从这里走过，总会仰头注视它，注视着“钦字第壹号”那不容忽视的痕迹，目光穿越这张中国最早的大学毕业文凭，回到1895年，回到天津大学尚且是北洋西学学堂的时候……中国大学堂首家看北洋-本报记者沈沂

　　记者眼前的一张大学文凭影印件与亭子里刻的那一张完全相同，1899年，北洋大学堂的学生王宠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4年的学业，于是在1900年的元月，他取得了“考凭”(文凭)。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大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还写有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就是这张被蟠龙、海水、蝙蝠图案包围的考凭，如实地铭刻下了对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记忆……结庐在幽境朴实蕴盛名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北洋大学的校歌中，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画卷，让北洋大学始终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如今的天津大学身处天津闹市，而1903年，复校后的北洋大学位于天津北郊的西沽，距离天津闹区有七八里的路程。

　　“出了天津闹区，向北郊行，在经过乡村中一个市区附近名叫小王庄的村庄后，就逐渐步入了一条名叫‘大学道’的宽敞公路。走上这段大学道不久，首先通过一座‘明德桥’；再前行，当绕过一个弯后，遥遥地看到在密茂丛林中点缀着巍峨的各种房舍，就意味着这将是大学道终点上的高等学府了。在将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还要越过横跨北运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桥’，过了桥转弯就到了庄严的‘至善门’。”这是北洋学子魏寿昆对北洋大学的回忆。

　　进了“至善门”就是声蜚海外的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没有像国内其他有名学府的气魄，房屋的阔绰。然而在纯自然的环境中，有着整齐的屋宇，有着不可比拟的朴实无华。天津近郊，每年阳春桃花盛开游人如织的西沽，北运河上经常映出夕阳孤舟的帆影，间或奏着泛舟荡桨的高歌以及许多高耸入云的宿茂松林，这对于一个学子，是具有着怎样的诱惑，更使在久别后的游人，会产生怎样的回味！东方康奈尔讲学聘外教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便是今日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创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校址设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博文书院(今海河中学一带)。转年，该校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的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因此，学校校门设置、校门方向、学制、教学计划、功课安排、授课进度、讲授内容与方法、教科书、教员配备等等，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图，成为当时中国兴办新式大学的模式，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据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介绍，北洋西学学堂开办时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四学门。这是因为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特别是在对外交涉、商务活动中签订条约、协定等，故设法律科；在“工业救国”口号下急需开发中国资源和机械加工工业，故设立矿冶、土木、机械等科目。

　　凡关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科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等器材，都是参照美国各名牌大学所用设备，尽量从美国购置，并连年陆续补充，应有尽有。仅西方杂志一项，经常保持一百余种，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为全国工科设备最为完善者。

　　在天津大学，记者看到了一份1895年至1948年北洋大学教员名单，发现在办学之初外国教师的数量明显多于中国教习，原来除汉文课和部分外语课由中国教习担任外，其余所有功课均聘外籍教习担任，教科书使用外文原版，用外语授课。考试也是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择优选学生施教因个人

　　北洋西学学堂有别于以前建立的各类新式专科学校，它一开创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河西区政协文史委张绍祖告诉记者，头等学堂即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相当于高中，学制各为4年。1895年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招取“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即大学一年级)”。

　　北洋西学学堂向来严格挑选学生，始终以重质不重量的作风，相传于后。在开办之时，1895年香港招生报名应试者千余人，仅取十来名。1907年招考本科生时，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报纸登广告招生，花费甚巨，结果各科考生只有法科一人合格，这一年除预科转升本科者外，外考新生只取此一名。考试制度也相当严格，升级考试时，主课有一门补考不及格就得留级。

　　学堂创办以来不仅以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培育人才，而且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是将拟定的三年功课全行学习，还是专习一门。学堂倾向于学生专学精进，避免因一人精力、才智有限，全学而易泛骛。因此，主张培养专才，至于学习哪一专门，因人而宜，不强求一律。这种因材施教不仅实施于头等学堂，而且在资送出国留学生中，也是根据每人资质，选其专门学科深造，后来得以成为著名学者或高级科技人才。例如西沽复校后第三班的刘景山，在校仅学二年多，专习矿冶，未毕业被送美费城本雪文尼亚大学攻习铁路管理，五年毕业获经济硕士，后成为我国著名的铁道专家。

　　所以，北洋的学生向来都受到“特殊待遇”———当时美国承认北洋毕业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注重体育课专设体操馆

　　赵天麟担任校长期间，还倡导体育锻炼，增强学生体质。北洋大学历来课程繁重，对学习、作业、考试、升留级要求严格，因此即使在周日，学生也全天投入学习，这就影响了体育锻炼的时间。赵天麟在任职期间，针对这种状况，重视体育，注意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以利于学习。规定每一位学生按其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自选一种以上运动项目进行锻炼，然后由体育教员检查体格变化进展情况，不符要求者，必须坚持下去，至达到一定的标准。

　　为了使学生重视体育活动，赵天麟于1915年冬请美国体育专家柯拉克先生来校讲演，赵亲自致欢迎词，强调学生在学习之余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柯拉克详细阐述了奥林匹克的历史、东亚奥林匹克运动之起源及其在世界运动史上的地位以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召开的盛况。学校在体育设施方面也进行了充实，建设了足球场、篮球场、跑道，并兴建了一幢长40米、宽20米、高8米的体操健身房，运动器具也较为完备。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