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恐怕都会结合各自的社会身份，自行设置相对应的道德底线———正是这个底线，约束着其行为不能过分

　　据媒体报道，陈先生的母亲因患胆结石住进了当地的省人民医院，15天的住院治疗，花费3.8万元。细心的陈先生发现，医院出示的账单上存在117项没实际发生的收费项目。陈先生拿着这笔“糊涂账”找到了医院，医院财务处退回了多收的4637.75元费用。陈先生找到医务处一位副处长要求查找责任人，对方却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钱既然已经退给你了，医院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看来，无论是该医院管理者，还是开出空医嘱的医生以及造假的电脑录入员，既不会从此事中受到什么良心谴责，也不会接受教训。在今后的时日里，谁知道同样的事还会发生在多少患者身上？

　　在消费者长期的消费实践而形成的概念中，不同的商家有着不同的“信誉指数”：大型超市、国有商场一般比小商店的“信誉指数”高，正规餐饮服务单位比无证照的个体餐饮户的“信誉指数”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信誉指数”越高者，其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力越多越强，例如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和保障作用、对信誉与长远发展关系的重视度、新闻监督的力度、自身管理体系的完善度等等。

　　通过不同的“信誉指数”，亦可大致“窥”其实际的不同的信誉底线和道德底线，比如大型超市一般不屑于“偷鸡摸狗”的勾当。为什么呢？一是不需要，因为商业既做到了这份儿上，便不愁顾客盈门和丰厚的利润；二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恐怕都会结合各自的社会身份，自行设置相对应的道德底线———正是这个底线，约束着其行为不能过分。

　　假如按照这种思维逻辑，那么人民医院又该具备怎样的“信誉指数”？其管理者和医生护士又该为自己设置怎样的诚信底线和道德底线呢？

　　诚然，某省的人民医院的称谓有其历史沿革因素和计划经济的痕迹，但也有其现实的内涵“规定性”，那就是，如今的这类医院并未完全走向市场，它还肩负着某种社会公益责任。换言之，人们仍然会把这类医院看成是政府办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机构。从信誉约束力分析，这类医院除具备类似大型超市、国有大商场诸如党的组织健全、新闻监督力度大、自身管理体系完善等种种约束条件外，还另有政府信誉直接参与其中、行政管理更为严格以及几千年医德传统等等特殊条件。按说，其“信誉指数”以及员工的道德底线应更高才对，才符合情理，可问题是，一家堂堂的省级人民医院，为何也做这样的事呢？

　　既然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能力，既然现实存在的信誉底线过低以至于和其身份不尽匹配，那么，即使从维护政府形象的角度，有关部门也需加强管理，并对某些“过分”的人员予以严肃处理。

　　其实，这恰恰是一个问题：完全独立经营的企业，政府监管和处罚起来倒似简单，而恰恰公办医院与管理部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利益联系，故而出现包括医疗责任事故、乱收费等问题后，有关部门要么故意捂盖子，要么袒护、纵容有加。而最终，只能由医疗消费者蒙受损失甚至灾难。这样的局面还应该让它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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