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焱

　　12月17日，台湾“国防部医学院预防研究所”44岁的中校被宣布为台湾省入冬以来首例SARS患者，这一新闻很快为全球瞩目并持续关注——2003年注定地以SARS相始终，钟南山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医生，又不仅仅是一个医生。

　　广州医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魏东海写了一本关于钟南山的书，接受采访时他说，这本书中的内容都是经过钟南山本人审过的，惟一例外的是封面的几句话没给他看，因为“知道给他看肯定通不过”。这几句被漏审的话传递出作者对钟南山的价值评判，他写道:“一个人的勇气与才智如何在危难之际，感动一个国家，成为社会中一股清洁的力量，成为所有人的信赖。”

　　钟南山最怕自己被“神”化，但无论在SARS大范围爆发的当时，还是SARS余波仍在的当前，一个现实是，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有了另一层含义，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对于钟南山所展示的新形象，媒体选用“战士”一类的词汇，而《人民日报》的描述则提升到“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拯救生命于死神的博爱精神。”

　　当钟南山的名字在2003年日益符号化时，我们更倾向于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的总结，他说:“钟南山区别于其他人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甚至……”

　　钟南山使我们感觉到在一个新时代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优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承担了高强度的社会责任，以自己的知识、才能与责任成为拯救社会突发灾难的中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说，钟南山不只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SARS这样一个社会重大危机、无数人的生命遇到挑战的严峻前提下，他以专业知识、独立的判断，并从两者中得出结论，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具有非常重要的公共意义。

　　医生的愿望与非个人选择

　　67岁的钟南山在67岁这一年遇到了SARS，他之前的生活和工作同样充满了故事性。

　　钟南山的父亲是儿科专家钟世藩——他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40万字的儿科著作。母亲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廖月琴，她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钟南山1936年出生在南京，南京沦陷前夕，钟家随国民党政府西迁的20多万人从南京到贵阳，直到钟南山长到11岁，才举家定居广州。

　　在医生之家，选择从医似乎是必然选择，钟南山对记者说:“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知道医生的喜怒哀乐。他们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病人得以恢复或病情好转。他们不喜欢的是，哪怕经过自己的努力，病人还是没有改善。而他们最忌讳的是，由于自己做错了，导致病人死亡。”

　　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钟南山回忆说，其实在中学里接触“医”很少，那时考大学热门的是工科理科，学医的不多，“我还是受父亲影响比较大，在贵阳时候，有孩子经常会到我家里来看病，我很小就在父亲身上感受到一个医生所赢得的社会尊重”。

　　不过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下，钟南山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医生。

　　无论是在华南师大上附中，还是上大学，钟南山在班里的学习成绩或者是前三名，或者是名次靠前，真正让钟南山出人头地的是体育。他在1956年代表北医大参加北京市高校运动会，获400米冠军。两年后的1958年，钟南山被抽调到北京市集训队训练参加第一届全运会，并在1959年的全运会上以54.4秒的成绩打破400米栏全国纪录，1961年获得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虽然在全运会上和十项全能上都不是第一名，但钟南山对记者说:“我是一个读医的，我参加的并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运动会，这是竞技体育，已经超出了锻炼身体的范畴。训练半年、一年就为了一秒、半秒的成绩提高。体育真的给了我很大启示——我知道了什么叫力争上游。”

　　钟南山享受到了当时最好的学生分配方式——留校做辅导员，他以一个积极分子的形象出现:因为会吹黑管，他在“文革”前参加过校文艺宣传队;做过校报编辑，后来又做放射医学方面的教学。钟南山现在回忆说:“我上大学时做师资，从事新专业，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一直都服从分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所以从1960年到1971年，整整11年我都没有做医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选择的。”

　　魏东海因为写书，有机会从各个角度了解钟南山，他说，你知道他们那一茬人，是那种要强的人。魏东海说，十几年都没有当过医生的钟南山最终又选回到当医生，是一种矛盾中的选择。“当时人都向往北京，而钟南山是离开北京到广州。”钟南山说，他在1971年回广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母亲廖月琴在‘文革’中自杀，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爱人也在1966年调回广东篮球队。更重要的原因是，1971年恢复业务工作，我也不是第一批，当时我非常失望。”

　　在北京，钟南山的路几乎都被堵死了，到广州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观，“让他从事体育的话，他1959年打破纪录时已经过了高峰期，他那时已经23岁了。他出身不好，当造反派也不可能，他也不是会在政治上有出路的人。”钟南山也说，“那时真是没有别的去路了，学校都没怎么开课，到大学里更困难。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爱人的身份，这也是她挑定的，因为它离我们家最近，用不着整天下乡。”

　　当上了医生，钟南山还是没有摆脱失败者的角色。

　　钟南山的一位同事说，他36岁才开始做医生，“医生是个经验科学，钟南山在大学里实际上只学了三年半，又一直没做过医生，所以到医院里人家直接就说他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给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室里”。

　　在急诊室工作不久，钟南山便惹出了一次误诊事件，被传为笑柄。魏东海对此有详细描述:1971年夏天，钟南山所在的急诊室接到一个电话，说广州增城的罗岗有一个肺结核大出血的病人，要立即送来广州会诊。钟南山主动请缨，将患者送回到广州市结核病防治所。在路上，患者又从口中咳出黑红色的血，患者出血的频度和色泽与肺结核咳血有些不同，但钟南山还以为患者是肺咳血，就把患者送到了结核病防治所。第二天才查出来，病人只是消化道呕血。别人在背后对钟南山指指点点，不无讥讽地说:“钟南山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

　　因此对钟南山有一个判断说，他的医学事业是从36岁才真正开始，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主动的开始。

　　遭遇SARS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支部书记程东海说，钟南山是一个好医生，“你要说钟南山的缺点，可能是他比较容易急躁，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效率要求很高，有时候容易发脾气。他在那里非常生气时，如果有一个患者出现，他立刻会变成另一个人——对患者，他永远都是和蔼亲切，他对病人的态度是随时都可以测试出来的”。

　　其实，在钟南山被符号化的同时，钟南山在SARS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也变得愈来愈概念化。回答这个问题，魏东海思索了一下说，当时那本书最初标题是叫《钟南山:中国抗击非典第一人》，后来考虑了各种现实环境之后，决定在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科学抗击，“在医学界和科学界，钟南山是个领军人物，细节是不是都由他来操作，并不一定，但他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

　　钟南山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特长是搞哮喘，搞病毒并不是我的专长。”程书记说，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在死亡疾病谱上排第二位，每家医院都会有季节性流感，但如果不是SARS关系到社会正常秩序，是不会把搞呼吸的人推到这么瞩目的位置的。钟南山最终因为SARS而在更广泛范围内为人熟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助理教授郑伯健说:“对于全世界人来说，SARS都是一个新领域，钟南山恰恰在这个领域用他独到的观点树立了权威。”

　　在钟南山接触到非典患者之前，广东省已经有几例SARS病例。程书记回忆说，他们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抗击‘非典’193天”，起始日从2002年12月22日收治从广东河源转来的危重肺炎病人开始。该研究所主管护士朱月花说:“我们所一直都是搞呼吸的，所以开始大家对这个病都没那么紧张，不过从河源来的那个病人一直发烧不退，不像一般病人用药就退烧，他的病情还有恶化，给他做机械通气，又不能像给一般人做通气，只能小容量通气，做多了肺就破了。因为钟南山每周三上午都来大查房，我们通常在这时候把疑难杂症的病例拿给他看。”

　　钟南山事后说，那个病人入院5天后，他们还是找不到明确的病原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病例”。程书记说，后来钟南山在接到河源打来的电话，知道那边抢救病人的医务人员已经被感染后，就要我们向越秀区防疫部门报告，“他真是很警觉。”

　　程书记提及的另一点是钟南山的前瞻性，他说:“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传染，去年大年二十九(去年没有年三十)晚上，连夜组建了隔离病房，取消一线人员休假，同时采购物资。后来，我们投建刚刚3天的霍英东基金会捐资的呼吸危重症监护中心就整建制地投入。在今天看来，这些举措都很关键，我们把最优质的资源全部用于这上面。”

　　在参加过河源、中山的几次会诊后，钟南山指出，这个病有传染性和致命性钟南山和广医一院呼研所副所长肖正伦等在中山市作出了中国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调查报告，提出非典型肺炎的概念，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等治疗原则和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的传播方式及通风换气等一系列预防措施。正是这份报告，他随后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在这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钟南山和攻关小组又在救治方法上取得突破，他主持制定了在3月9日下发的《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针对SARS发病后，如何缩短病程，减少死亡率，作出系统性医疗救治程序。有专家说，这个“工作指引”的出台对广东意义重大，是广东抗击“非典”战役的转折点。

　　香港大学的郑伯健对钟南山的佩服在于，他说:“钟南山那时就要求把广东最重的‘非典’病人都送到他那儿，重症患者都是要把气管切开的，这很危险。但后来的结果是，他那里重病号的死亡率都得到了控制。”

　　在钟南山等总结出的救治办法中，有一条是:“当病人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候，及时地使用类固醇或者皮质激素，预防肺发展为纤维化，以及更严重的呼吸衰竭。”郑伯健对此印象深刻，他说，在医学界，用类固醇做病毒性感染治疗是大忌，因为类固醇可以减轻发炎，但同时对医治的免疫反应也有减低。而对病人早期使用皮质激素，也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

　　这些措施在SARS风波渐息后，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多起来。对于钟南山当时作的抉择，郑伯健说，那时病人的肺部炎症太厉害的话，就白花花一片，如果不控制炎症，病人会因为缺氧而死亡。所以比较起它所产生的副作用，救命还是第一位的。

　　钟南山坐在记者身边回味这些时也有感慨，他说:“这一年真是很特殊的一年。我遇到的很多课题都是未和数，无章可循。时间也很特殊，一天我要做出几天的工作——要面对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出文章，制订国家规划。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

　　以科学的名义

　　1974年钟南山调入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小组。魏东海说，钟南山一生的成就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领域取得的。

　　钟南山回忆说:“那时没有哪个人愿意搞慢支，治疗办法也不多。不过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消极，我会试图找到方向，找到自己的希望所在。比如当时我就用我学的生化知识分析白痰、黄痰的成分，后来我们开始用中西结合防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团还专门听了我们的报告。我们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研制小组也慢慢从小组发展到一个科，到1979年成立了研究所。”

　　从呼研所退休的谢明娟接受采访时说，侯恕和钟南山都负责慢支研究，但两个人的差异是，侯恕是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理论上很严谨，但只对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关心。钟南山则不同，他刚开始没有侯恕有经验，但他一直很虚心，而且想得比较远，会顾全大局考虑以后如何发展。侯恕所确定的科研型的临床模式对钟南山的影响是直接的。

　　呼研所肺功能室的罗锭芬和钟南山入院工作时间相差不大，她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下乡调研，“我们一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单车，我坐在后面拿着农民的痰——这是我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就对我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谢明娟讲的故事是，她们那时也没人指导，直接拿大白鼠小老鼠做试验，后来换成了一头很大的猪，“我们没地方，就把办公桌都搬到外面，把猪赶进去，早上6点进去，半夜1点出来。”

　　呼研所主管护士朱月花1989年到所里工作时，发现这个地方在医院里很特殊，“其他科都不是研究所，只有我们是研究所，我们还有重点实验室。我们这里不断地接到课题，还会分出很多研究分支。”

　　郑伯健说他的很多同学在广东省的医院里做临床医生，“一般医院里不要求搞科研，所以做临床医生的都不太管科研。但是钟南山在临床方面很有经验，又是研究所里做研究，从SARS本身来看，没有一点科学精神，是不可能做到钟南山现在的样子的。”

　　对于大众来说，钟南山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却在于他的“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钟南山认为这其中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里面，“当时主要是对病原的不同争论，如果病原体很普通，那么皆大欢喜，不了了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是医生，医生要诚实地面对一切。”

　　“提出衣原体的，有他自己的依据，只不过是把致死的原因变成了致病的原因。我们不认可。”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在当时的背景是，衣原体之说是由权威部门的结论，发布的媒体也是权威媒体。因此钟南山当时挑战的是权威，他坚持自己“只是讲了真话”。

　　魏东海描述这个过程说:2月18日晚，广东卫生厅紧急召集“广东省不明原因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连夜闭门讨论。此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3月4日晚，钟南山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尽管广东医疗界几乎所有的临床专家都根据经验判断是病毒性肺炎，但钟南山以工程院院士之尊，敢于站出来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权威说法，无疑给广东医疗界打了一支强心针。3月5日，“两会”开幕，全国政协委员钟南山在会上再次公开表达了对“非典”的忧虑。钟南山说:“医生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我们遇到的是生死问题，要说实话。既使和上面有很多相违背之处，也要坚持。这一次广东死人最少，是因为省里领导尊重科学，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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