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怡

　　他们拿了当事人的钱站出来说话，却羞答答不澄清自己的“有机”身份，试图以传统知识分子俯视苍生的姿态蒙混过关

　　刘涌案已经煞尾，但各种争论还在回响，经日不绝。是否刑讯逼供仍是公众不肯放过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没亲历审判的法学专业人士，应该有一种拒绝表态的最起码的谦逊。法学家在庭审之外发言，只能有一种句型，说“此案如果存在刑讯逼供或有分量的嫌疑”，就“必须怎样怎样”，而不能面向法庭说“此案存在刑讯逼供”。如果说出后面的话来，法学家的骄狂及其对法律的内心信奉就实在到了一钱不值的地步。

　　当初陈兴良等法学家在刘案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就是以这种骄狂的姿态说话的。但他们遭到垢病，最大的一端却是他们拿黑社会老大的钱去替人家说话，然后用法学家的架式非正常地影响司法。这件事的背后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人们把法学家看作维护普遍正义的传统知识分子，但陈教授等在此案中却以“有机知识分子”身份出现在公共领域。一方面人们对法学家的浪漫想像存有偏见，但人们对法学家超越利益立场的普遍性的崇敬和想像却落了空；另一方面，法学家们在充当“有机知识分子”时还不习惯，于是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名分去干有机知识分子的事情。一边干一边自我陶醉在维护普遍正义的假象中，保持着一股“为万世开太平”的矜持和傲慢。

　　“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很明确地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他就是很鲜明地并且仅仅只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阵营”服务。

　　在现代社会，大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思考和工作和某种特定的、个别的利益紧密联系，他们的职责是在一种特定利益立场下说出一部分的真理。社会学科中尤其是法学，它的“有机”成分几乎是最高的。因为现代法治中无论立法还是诉讼，都是一种有机的观念、事实与利益的对抗机制。这个对抗机制中的每一个法学专业人士都是“有机”的，通俗点说也就是“有钱”的。甚至包括学院中受聘于各种机构、拿各种课题订单的法学家们。

　　法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性的学问。但这不代表法学家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学术也是一个对抗机制。拿了谁的钱就为谁说话，只要不说假话，就符合有机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认为学者一定是普遍正义与真理的外观设计，这是一种对知识分子刻舟求剑的想像。所以我说陈教授出具法律意见书、拿当事人的钱，这本身没有问题，拿得再多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为什么律师拿当事人的钱、只阐述对当事人有利的观点和事实，大家可以接受， 但陈教授这样做舆论就不能接受呢？关键在“律师”是一种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职业，他摆明了自己就是只帮一方说话的。但“学者”这个职业却残存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位。他们拿了当事人的钱站出来说话，却羞答答不澄清自己的“有机”身份，试图以传统知识分子俯视苍生的姿态蒙混过关，并利用了人们(包括法官)对这一残存身份上积累起来的无形资产的信赖。

　　其实法学家向法院递交某种意见也无不可，可以对比美国司法中“法庭之友”的做法。但“法庭之友”是允许非当事人站在被告或原告一方，向法庭提出一种友情的“辩护状”或起诉状，法庭通过这种方式把舆论接纳到庭审中来。“法庭之友”的身份是很鲜明的，即使某个“法庭之友”自认为是在维护普遍正义，但他在技术上也必须放弃中立。只有放弃中立，他的观点才能进入法庭。但刘案中的法学家明明是接受被告方的“有机”邀请，却以貌似中立的学术身份来提交类似文件，这就凌驾在了司法程序之外。这种虚假的中立性就像立法过程中虚假的整体“民意”一样，背离了司法和宪政在对抗中寻求均衡的精神。

　　诉讼是这样一种模式，你要发言就必须先问你屁股坐在哪边。法庭不能接受任何一种自诩为不偏不倚的观点，因为只有法庭本身才是不偏不倚的。陈兴良等人既拿人家的钱要求发言，就是一个已经介入此案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发言前又干咳两声说自己下面的话是出于维护司法正义。他这话要是真的就对不起人家刘涌，是假的就对不起所有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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