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士君

　　日前，在某省召开的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一位人大副主任对媒体提出如此要求，“对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要注重新闻价值，力戒空泛”，以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不断探索报道形式，挖掘新闻素材，避免报道的一般化，概念化”。(2003年12月31日《长沙晚报》)其实，对媒体类似的“低要求”，恐怕已不止一次从各地的官员口中提出，这倒引发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难道新闻媒体的从业者的“业务素质”，果真就低劣到需要官员经常告诫的程度？

　　媒体作为行使舆论监督权的社会公器，其从业者也大都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担当，故而类似新闻报道“要注重新闻价值，力戒空泛”这样的最低标准，恐怕也是新闻工作者“入门”前就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可为什么，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这方面的“作为”总是不能令官员们满意，以至于再三提出这样的“低要求”呢？在这里，我们不妨大胆地做一些推测，比如说，“对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之所以经常出现“不注重新闻价值和内容空泛”的现象，要么是被报道的内容本身没有新闻价值甚或内容空泛，要么是媒体派去的记者是个“脓包”，抓不住“报道要领”。可是，即便是“脓包记者”，他也知道照抄照转会议内容，会议真要有内容的话，记者再无能，也不可能使新闻价值“流失”直至“空泛”起来的(更何况，这种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各地报道领导活动的记者都是优中选优的)。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敏感的问题，会议新闻“内容空泛”的板子，究竟更该打向谁的屁股？

　　其实，要深究导致新闻报道“内容空泛”的深层原因，恐怕就不能回避“报道权”这个关键性环节或问题。换言之，一个报道有没有新闻价值，甚至上不上“头版头条”，究竟谁说了算？按理说，这样的问题当然应该由媒体说了算，可在一些地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笔者参加某届杂文学会年会时，曾跟某市一位从电视台岗位上退下来的负责人同住一室，据他所讲，搞领导人报道的委屈或苦衷，几乎到了吐不胜吐的地步。市里几个主要领导的新闻如何安排如何报道，都有固定的模式，报道者生怕产生半点“差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止一次受到领导的责难和批评。其中有一个会议报道，仅仅因为一个花篮挡了一下某主要领导的脸，就遭到该领导的强烈批评。相信类似的苦衷，许多媒体的负责人都有。有了这些“非新闻规律”，记者怎能不谨小慎微，报道又怎能不生硬空泛？

　　即便是那些私下为自己争镜头派版面的领导，一提到对媒体的要求，同样会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就是说，面对这项“低要求”的真实含义，媒体必须“心知肚明”。即便有委屈和苦衷，恐怕也只能打落牙齿咽回肚里。因为报道“自主权”没有下放之前，类似的“低要求”，乃实实在在高不可及之“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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