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麦

　　江苏省泰兴市交巡警大队日前对社会宣布：将车牌号尾数为4、47的牌照从选号库预先删除，今后，新车主选车牌号时，将不再会选到94、54、44、47等忌讳数字。交巡警大队负责人称：4、47因谐音为“死”、“死去或死妻”而在民间备受忌讳。交巡警大队是体现人性化管理。

　　泰兴交通巡警大队竟然打着“便民”和尊重“民俗文化”的幌子，不惜擅自修改国家相关规定而将所谓“不吉利”的数字主动予以删除，并言称是“体现人性化管理”！以迁就封建迷信思想来满足个别人的畸形愿望体现的“人性”，其实是对“人性”的曲解及概念的偷换，更是对服务宗旨的“文过饰非”。这种将迷信色彩强加于人性化管理的错误思维，不仅掩盖了服务的本质，同时更是对公众观念的误导和对迷信风气的推波助澜，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上海市政府向人大“通报”工作？

　　瞿玉杰

　　上海市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市政府将建立一项新的制度，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重要工作情况，并已为此制定了具体办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它赋予了人大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四项基本权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因此，将上海市政府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通报”重要工作情况改为定期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情况，应该更准确。“通报”改为“汇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政府这个被监督对象对人大这个监督主体权威性的尊重。

　　“通报”改“汇报”，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形式也就不再是单一、被动的“听”，而是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质询权去主动地“问”。

　　官员的死“什么都不能说”？

　　刘宝庆

　　去年12月29日晚，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宾馆遇害。随后媒体以《郴州副秘书长遇害案情迷离，情杀可能性小》为题报道了此事。记者前去采访时，酒店一自称是保安部负责人称上级已有指示，“我们什么都不能说”。

　　真不知道，这个上级是哪一级？这种“封口令”用意何在？现在我们一遇到官员意外身亡就“不便采访”、“无可奉告”，这种遮遮掩掩反而更让人猜疑，同时也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什么都不能说”这句话本身就有“说道”，也有“遮丑”的嫌疑。我们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报喜不报忧，凡是对本地不利的事，就尽力在信息上“封杀”。岂不知越封杀“丑事”就传得越“玄”，“版本”就越多。官员也是普通人，出现事故也是常情，没有必要采取“什么都不能说”的“封口令”。一个开明的政府是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也是勇于负责任的，这种“什么都不能说”是暂时的“遮羞布”，早晚要被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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