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锦尉　

　　“灰领”，近来在媒体上出现频率十分高的一个词汇。

　　据说，这个词汇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早就有了。英语为GRAY COLLAR。这是相对于“蓝领”、“白领”的一个词汇。“蓝领”，指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操作工人，“白领”指穿着白色衬衫的高级职员，“灰领”则是穿着灰色衣服的技术工人。如今上海缺少“灰领”。

　　日前，我参加上海市人大的一次立法调研，很有感触。这次调研的地点是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是为审议《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而进行的。只见学校的设备健全，规模很大，有的班在听课，有的班在操作高级机床，有的班在排除设备的故障，有的班则是在电脑上观察精密机床的流程。老师向我们介绍，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市场上十分抢手，就业率高达90%多。又据媒体报道，我国的“灰领”全线告急。今年我国的大学毕业生270万，高级技工的存量只有28万多，市场供不应求，上海在这方面的招收缺口就达70%，以至有关部门为了招收某些高级技工，不惜到海外以高薪去招聘。

　　其实，从工资的高低来说，有的高级技工的工资并不比有的“白领”低，有月薪可达6000-8000元的，动漫制作技工的工资可达10000-20000元。而从海外招来的顶级技工的年薪更令人咋舌。

　　记得我在初中升高中时，要考造船、航空、邮电、机械、铁路、钢铁等中专学校的，考分是很高的，如能被录取，在同学中是十分有面子的。我在读的高中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的学工基地就是一个金工车间。当然，那时一个家庭总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家庭负担不了都读大学的开销，有的就先读技校，为家庭挑些担子。如今都是独生子女了，生活水平也高了，一般来说，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特别是把孩子送去读大学，往往是不惜工本的。至于孩子将来干什么，根据社会上的行情，选择的专业往往是IT、会计、经济管理、外贸、外语、金融等，简单来说是那些“外向型”、“管人型”、“弄电脑”、“来钱的”，也可以说，都是挤上当白领的“独木桥”。那些自己动手的、操作机床的、用扳头凿子的专业，变得门可罗雀。

　　社会的这种氛围是不正常的。其实，人才是多样的，社会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有坐办公室的，也有在外面跑的；有动脑的，也有动手的，而且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常常是不可替代的。市场经济基础性的调节手段是遵循价值规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一个行业的劳动力若供大于求了，行业的单个劳动的社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就会上升。社会的需求会逼使这双“看不见的手”出来调节。“灰领”短缺了，他的价格自然就上升。当然，等“看不见的手”出来调节，就有点被动了，会造成损失的。因为，人的成才不能立等可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灰领”的告急，与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关。这些年，“中国制造”在世界形成冲击波。上海在跨世纪过程中，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坚持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因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的支撑，很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需求”在呼唤“供给”。提供“灰领”的供给，需要社会出来讲话，首推舆论的引导；另外，需要社会来做事，重要的是地方的立法工作也要赶快跟上。

　　刚刚结束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草案)》，就是一次很好的立法实践。地方立法是要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依据全国人大立的大法，也叫“上位法”，有针对性地作出适合地方特点的法规条文的制定工作。比如，像呼唤“灰领”的问题就是一个范例。市场经济的发展，办学多元化的出现，教育资源的多渠道的来源，都是一些新情况。尽管我们已经有了1996年的国家的职业教育法，也有上海相关的法规，然而，社会急需反映新情况、适应新需求的有关职业教育法规的出台。

　　应该看到，对有些法规的需求，发达地区反应比较灵敏，比较超前。比如“衣领”的变化中就隐含对制度的需求。世界上，“白领”超过“蓝领”的信号，最初是1956年出现在美国。据说，美国这些年又出现“圆领”，即穿圆领衫在家里干活的人，叫“SOHO”一族，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驾驭网络经营的“老板”。这种被托夫勒称为在“电子小屋”工作的人士，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一定的比例了。

　　上海的“衣领”也有不少的变化。除了“蓝领”、“白领”、“灰领”，也有相当数量的“金领”，即从事金融行业的职工，还出现一定数量的“圆领”。现在，上海的“灰领”的告急，就需要在“游戏规则”上有新的说法，有新的规定。

　　上海市人大在地方立法的工作上是抓得很紧的，职业教育条例的修改就是很好的行动和举措。我也参加了立法调研和旁听审议过程，感到地方立法还相当不容易。在体制方面，还不只是办好职业教育学校，还应有一个全社会重视和共同实施的系统工程。从机制上说，也有不少策划和构思。比如，高级技工的证书机制就十分有作用。据说，持有微软、思科的高级技工证书，可以说，“走遍世界都不怕”了，就业是十分吃香的。又比如，《条例》拟规定，“政府采用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鼓励在职职工和失业人员参加相应的职业培训”，就反映了一种新理念，一种新贡献。我想，如果我们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对职业教育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呼唤“灰领”，才能从法规上得到落实，得到保证。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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