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合作”的经济学断想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12日18:03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作者：郭梓林　

　　人们都是冲着好处才选择合作的。所谓“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说的就是选择合作是一种理性行为。

　　人们一旦参与合作，进入到了一个合作的群体，其行为就须合乎集体行动固有的逻

辑性，不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参与合作的初衷，无一不是希望1+1大于2，但是，有的合作结果却成了1+1小于2，或小于1，甚至小于零。这是所有合作者都可能会面临的困扰，也成为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由此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也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门瑟·奥尔森教授，是当代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与亚当·斯密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逻辑推论相反，奥尔森认为，在一个集体中，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导致极其有害的结果。人们通常都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目标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例如，住在同一宿舍的大学生会提供公共的饮水；同一个集团的股东，在外派担任分公司经理后，仍会维护集团的利益；共享同一辆公司汽车的人，会齐心协力爱惜公车；每一位集团分支机构的企业负责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与伤害企业形象的人作斗争；同一企业的员工会支持企业合理避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假设，往往不能得到集体行动具体实践的验证，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也就是说，个体理性往往不能合成集体理性。对此奥尔森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极具争议性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

　　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多，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尤其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如何协商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绝非易事。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陈抗：《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2002)。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就常常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历史稍微长一点，人员稍微多一点的企业，都会染上一种所谓的“大企业病”，凝聚力逐渐下降，规模上去了，效益上不来，协调成本却与日俱增。事实说明，奥尔森对合作秘密的洞察是深刻的。难怪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有十几种语言的译本，并在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

　　对于多数人来说，讲清楚合作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确属不易，更难的还是如何分配即将实现的好处。合作能否最终得以成功实现，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制定利益分配的规则。既“不能打死了狗再来论价钱”，也不能像“三兄弟射天鹅”那样，讨论了半天，结果天鹅飞走了，仍未得出分配的方案，而最后即使得出了分配的方案，也变得没有意义。

　　合作规则的确立，首先来自于既有的规则，任何成功的规则创新，都是在既有的规则边际上进行的，并总是在相近或相融的习俗和文化背景下才能建立，并可能得到实施。倘若大家都完全放弃各自的传统，本质上也就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基础。一旦失去习俗与文化的背景，任何规则都将变得烦琐以致无效。

　　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欲望无限。所以，人们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的能力，通过竞争来分配稀缺资源。合作与竞争就是这样，在上帝赋予的有限能力与因欲望而产生的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渗透到了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全过程。

　　合作与竞争的有序性，被统称为“人类的制度文明”。尽管人类世界的文明程度目前尚不够理想，但毕竟已经搭建起了一些基本的框架。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之一的制度经济学，也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制度文明的天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更加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制度的文明也将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快乐。

　　在人与自然的合作以及人与人的合作方面，人类现有的知识仍然还只是小学水平，一切希望都在于人类现在以及未来的努力。

　　(作者为科瑞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2003年受聘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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