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一冰

　　媒体报道：今年秋季以前，湖北监利县近700所中小学将以对外出售或出租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在这次改革中，最大的变化是教师将打破身份终身制，并实行待遇岗位化；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拨款最终直接按学生人数划拨，学生可自主择校；由出资方、学校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将成为校内新的决策机构(1月2日《武汉晨报》)。监利的教育改革焦点是应用了“教育券”制度。

　　其实，此前媒体曾经也报道过浙江省长兴县为了发展义务教育、促进社会力量办学，推行由政府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放“教育券”的办法，认为这一做法是改革教育投资体制的尝试，从而引起各方关注。

　　“教育券”的发明者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弗里德曼，为了解决公立学校的低效率与政府必须为平民提供免费教育之间的矛盾，建议以教育券取代公立学校。教育券制度曾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乐姆洛克小区做过试点，但最后由于各方面的阻力，这一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最完备的想法”不了了之。公立学校目前仍然是西方社会试图解决由于先天差别而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途径。

　　按照只要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浙江长兴县和湖北监利县的试验无可厚非，但有一个背景必须说明，长兴县是一个“小康县”和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有相应的经济和财政作为后盾；而湖北监利县的情况，通过中央台对其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的报道，我也有所了解，它是财政弱县、一个教育投入不足的县。因此，希望教育和经济专家在叫好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全国各地的具体国情再谈大力推广的问题，因为经济工作最重实证。

　　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我只能提供1998年的相关资料：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近二十年来一直徘徊在2%～2.5%之间，远低于1990年3.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这点教育经费的大部分又没有投入到义务教育中。1998年，我国义务教育学生超过1.9亿，但当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用于义务教育的只占49.9%。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学生的2／3，而教育经费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经费拨款的27.5%(资料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02年9月：《教育公正问题不容回避》)。我算得具体一点，那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每人摊到的拨款是443.78元，如果按照长兴县每个学生发放500元的做法，从市场角度分析是货币供应过量，教育市场无法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也就形成局部的“通货膨胀”，湖北监利县就可能会产生如此后果。更何况我国地区经济差异悬殊，在经济落后地区如果推行“教育券”制度，绝不是现实可行的办法。

　　既然我们希望借鉴诸如“教育券”这样的国外经验，日本的做法倒是值得我们效仿。以教育促进经济，以教育增强国力是日本的重要经验之一。二战后初期，日本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教育经费。1945年的教育经费已占政府预算总支出的3.01%，占地方政府总支出的25.29%，全国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保持在99.9%以上。1947年，日本通过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制定了“六、三、三、四”的单轨性新学制，把义务教育期限由6年延长为9年，从而普遍提高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1955-1974年的19年间，高中升学率由51.5%提高到90.8%，教育基本上普及到高中。日本对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优化了劳动力素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因此，我以为我们现阶段发展义务教育的关键还不在于推行“教育券”等西方也还在试行的做法，而是要加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经费投入，通过政府手段解决教育经费向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城乡及地区教学条件差别悬殊等问题，使教育真正成为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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