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记者朱晓超何禹欣) 1月8日下午，深圳东门外农贸市场上，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往昔热卖的的果子狸已无踪影。一名专贩果子狸的小贩大声对记者抱怨：“谁说果子狸有SARS？广东人吃了30多年了，怎么过去都没得病呢？”

　　这是广东省政府下令捕杀果子狸后的第三天。捕杀令的发出，与卫生部向广东紧急转发的一份报告密切相关。报告作者系香港大学教授管轶等人。其采样检测发现，果子狸携带的SARS病毒剂量及传播速度惊人，且其基因正快速向人类SARS病毒基因演变。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说，广东处于“非常时期”，应该有“非常措施”。捕杀令发出前后，广州接连出现三例非典确诊或疑似病例。

　　从去年4月到今年1月，短短八个月内，果子狸在中国历经了监禁、释放、处死的大起大落，其戏剧性命运与2002年冬以来侵袭人类的SARS疫情休戚相关。

　　早在去年5月，香港大学和深圳疾控中心就已共同宣布，他们在果子狸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这一病毒与人类SARS病毒有99%以上的同源性。

　　然而，6月19日，中国农业大学科技攻关组在北京宣布了一项迥异的调查结果——专家们在广东等七省份采集的76份果子狸样本，未检测出SARS病毒。

　　学界两种不同的声音可能交替对政府决策形成影响，导致决策动摇。

　　去年4月29日，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停止出售、收购所有野生动物，同时对野生动物养殖场进行全面监控。自此，全国野生动物的养殖、经营全面停顿。

　　国家林业局一位人士透露，当时他们已获悉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可能是SARS病毒宿主。

　　SARS危机于6月起缓和。当月10日，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99号文。其第二条要求各部门“对有关驯养繁殖场所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对已流入餐饮业及市场的重点目标物种，应妥善封存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4·29”通知要求的对所有野生动物养殖场的“全面监控”，在99号文中已被收至对“重点目标物种”的预防监控。

　　然而，适度从紧的99号文在执行中却演变成野生动物的开禁令。

　　99号文第五条要求“对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论证，报国家林业局统一公告后，可以从事经营利用性驯养繁殖”。这条规定迅速被解读为野生动物经营活动即将解禁。

　　99号文的主要执行者系国家林业局。为“贯彻执行”99号文，该局于7月3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上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以恢复合法驯养繁殖经营活动。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99号文体现的政策方向是继续“对有关重点目标物种预防监控”，但遍查“7·3”通知全文，并无只言片语提及上述政策取向。

　　“7·3”通知下发前后，各省纷纷上报本省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单。

　　8月5日，国家林业局发布121号文，公布首批“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这一“解禁名单”包括54种野生动物，果子狸赫然其中。

　　经营利用同步放开。121号文公布次日，“果子狸将重上餐桌”的标题立即涌现在各地报纸上。很快，国内主要果子狸驯养繁殖大省恢复了经营活动。

　　果子狸政策反复，原因何在？责任在谁？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江海声认为，“4·29”通知下发后，野生动物养殖经营业遭受重挫。作为主管部门的国家林业局面临来自全国养殖业界的巨大压力。为减轻压力，国家林业局片面执行99号文，以尽快恢复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活动，减少经济损失。

　　江海声指出，无论是一律叫停的“4·29”通知还是局部叫停的99号文，都非国家林业局一家下达，而是协调多个部门共同决策的结果。其执行，理应由接受多个部门乃至国务院的统一监督。

　　问题是当SARS疫情的阴影逐渐散去之后，当初为抗击SARS而紧急结成的“决策联盟”却迅速消解。国家林业局作出果子狸解禁令后，参与制定对野生动物紧收政策的各有关部门无一提出质疑。在“后SARS时期”的一派乐观气氛中，果子狸的危险嫌疑已被迅速忘却。

　　现在看来，正是因为缺乏对政策的统一监督执行，因为各部门罔顾全局利益的各自为政，使得国家林业局对决策的片面执行成为可能，从而导致果子狸等重大SARS嫌疑野生动物得以摆脱隔离，并最终危及公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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