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桑玉成

　　中组部近日通报了4起“卖官”案件，给买官卖官者敲了一记重重的警钟。

　　腐败这个毒瘤侵蚀着社会的正义和人们善良的心灵。而在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腐败中，最为严重的腐败正是吏治的腐 败。在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同时也最为稀缺的资源当

美妙时光产权酒店 紫光台式电脑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属官职之资源，因为官职不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事实上也是 获得较好生存条件的途径；另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官职总有一个不能无限增长的量的规定性。正由于如此，官职往往成为 很多人角逐的对象，成为很多人毕生所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成为一个所谓成功人士的标志，从而也就成为腐败最为容易滋生的 温床。

　　如果将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类的当官即可得利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官 职资源的“竞争性”就更为激烈。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动心于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 残余或侵蚀，人们就希冀久居要津。这类公职人员好像被病魔所缠，必须求助于官司(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亚里士 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这话实在是入木三分，鞭辟入里。那个与程维高颇有瓜葛的李 真，当被查处后就说过一句真话，说他的那个官职，“用1000万他也不会换的”。这显然是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的社会基 础问题。

　　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将谋得更高的官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如既往地去努力奋斗，这并不能认 为不正常。很多人一直引用拿破仑的那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入仕之途”，就有那种将官职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沿着这样的路径去 努力去奋斗。

　　买官卖官的问题之所以发生，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是因为，有人有那种谋得一官半职的欲望，而且诚如上述，我 们不能认为具有为官抱负的人有什么不正常。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还确确实实存在着能够使买官卖官得以成 立的某种“市场”即制度基础。就是说，纵然有一种资源极为紧俏，但是这种资源的分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若都不是 通过市场出卖的，那么谁也不可能通过“买”的行为去获得。如果我们的官职资源是通过民主的竞争性的渠道分配的，纵然你 有再多的金钱，恐怕也很难去买到个一官半职。

　　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干部制度的民主化一般总会走在其他领域的前面，甚至成为国家政治文明进程的突 破口。在一般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中，人们首先注重的是公平的平等选举权利和被选举权利，而选举与被选举的问题主要解决 的就是国家官职的配置问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选官制度几经变迁，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日臻完善，乃至于到了我们 现在的这个时代，那种完备的任官程序和规则可以说已经被罗列得极为详细极为周密，但是这个变迁与完善的过程却始终非常 遗憾地没有能够与现代意义上的选官制度挂上钩来。自中国有了官吏制度开始，我们有过“察举”的做法，这种做法通过所谓 的考察而后推举的程序，将下级官员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送到上级甚至朝廷去做官；我们也有过“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以人的 才德与出身作为基本标准，确定官员的品级，并根据这个品级逐级任用官员；我们更有过“科举制度”的选官途径，采取公开 考试的办法，设科举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选官制度如何变化，都没有摆脱“以官选官”的基本模式。建国以后 我国干部制度有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但是应该说离政治民主化对于干部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是，那种“以官 选官”的基本模式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地区官职资源的分配取决于各个层次各个单位“一把手” 的现象依然存在。

　　既然决定官职资源之分配的权力往往在于一个特定的人手里，既然一个人是否能够谋得个一官半职的命运往往也操纵 在一个特定的人手里，那么采取接近、迎合、讨好乃至于“摆平”这个特定的人的战略，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些人为官之道 的一种选择。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买官卖官案件是一种典型的实例，其实在这样的选官制度背景下，那种种转弯抹角的、变相的 、隐隐约约的“接近”、“迎合”、“讨好”乃至于“摆平”等等的战略，与赤裸裸的“买官卖官”行为一样，也应引起我们 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而且在干部制度方面，“关键是要 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唯有从制度基础上来解决官职资源的分配问题，唯有用民主、科学 的选官制度来取代那种“以官选官”的官职资源分配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买官卖官”问题的发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声明：《新民周刊》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