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

　　前不久，瑞安市刮起了廉政飓风，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针对的是中层干部。

　　积弊已久，必然会导致爆发。瑞安当地党政领导及时清醒地剖析现状，率先作出了示范动作向“中间梗阻”开刀。其实，这不仅在瑞安，在我市其他地方也存有这种梗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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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底至今年初，瑞安市纪委、监察局针对效能革命中举报过来的351件投诉案件进行筛选和集中查处，这些案件都与干部吃拿卡要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有关，具体涉及到环保、交通、规划建设等重要部门。经查处，12个部门的27名中层干部因违法违纪而落马。

　　查处的力度无疑是很大的。根据查处的文件表明，27人中，7人被开除党籍，8人被撤职，2人被留党察看，1人被严重警告，8人被立案查处，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平时大多关注‘一把手’的腐败，因为他们掌握着大权，而往往忽视另一个同样容易产生腐败的群体即中层干部。”瑞安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中毅向记者强调，他们在查处这批中层干部时有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权力的过度集中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一位机关干部如是说。

　　瑞安市公管所原副所长金某本着“权系自己所有、利为自己所谋”哲学，把权力作为自己的敛财手段。2001年11月，潘某为感谢金对其承包的6辆客车春运线路的安排，同时为能在平阳至瑞安水产城客车运营线路审批中得到金的帮助，便提议金入股经营，并承诺赠送3万元股金作为好处费。2003年1月，金退出经营，潘一次性付给金168000元。另外，金还接受瑞安汽车运输公司林某等人的好处费，当然前提都是与营运线路、报废车营运资格的恢复等有关。

　　拿国家的钱给自己作人情，是瑞安市科技局副科长周某的为官之道。该市海滨奶牛场和阁巷镇阁一海水养殖场的老板为科技项目立项以及争取补助经费，就找到了周。补助的钱是国家的，但周某有权决定分配给谁。事成后，周得到8000元的“感谢费”。

　　瑞安市纪委有关负责人称，这次查处的案件表现出的三个特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查处的都是关键部门关键岗位的中层。办案人员谢钦星介绍说，一些机关单位关键岗位的中层干部自由裁量权很大，一些项目批与不批，批得快或批得慢由他们说了算；罚与不罚，罚多罚少也由他们视关系亲疏而定。

　　二、都是在失去制衡的前提下产生的腐败。对局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平时由于监督较严，加上案件容易暴露，而对于中层干部，由于监督不到位，加上腐败的程度往往没有一把手那么严重，通常更具隐蔽性。

　　三、都与老百姓有直接关系。瑞安市效能监察中心负责人贾春振称，自从开展效能革命以来，中层干部被老百姓投诉的比例相对较大，这次查处的基本上都是业务与百姓、企业密切相关的单位、科室，如环保、交通、劳动保障、规划建设、国土资源、地税、房管、卫生等。

　　房管所长阻碍他人方便自己

　　蔡某和葛某是瑞安市中层干部中的两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办案人员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两个案例。“这些人当上干部，你就很难想像他们会公平公正执法，很难想像他们会随时想到权力系人民所赋，很难想像他们会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

　　蔡某，系瑞安市环保局污染监督科原科长。按理说他的职责是对全市污染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不让企业的污染物随意排放从而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恰恰背离了他的职责。在一大叠卷宗上记者发现了他的“作为”：

　　1998年农历年底，原瑞安市某皮业有限公司送给蔡某人民币3000元；

　　2002年农历年底，瑞安市某针织原料有限公司送给蔡某2000元人民币；

　　1999年至2003年，蔡收受瑞安市某助剂厂等企业送的礼金9000元、购物券4000元、中华香烟10条……

　　这些大多是企业为了在环保排污方面得到蔡的关照和支持而表示的“感谢”。

　　通过卡别人来发财则是瑞安市莘塍房管所、仙降房管所原所长葛春华的“杰作”。

　　葛春华看到别人炒楼房赚了不少钱，也想从中捞一笔，于是她故意设置障碍，对一些有“潜力”的房屋交易就以种种理由说过户有困难，导致买方放弃购买。然后她买下此房，过户自然没问题。随后又高价抛出。

　　后来，她又以其丈夫的名义与别人合伙开办房屋介绍所，一起倒卖房屋，2001年至2002年期间，非法牟利近30万元。

　　“有些是政策因素办不了过户的，但绝大部分是她故意制造人为因素，不给你办，只有通过她指定的房屋介绍所或者索性由她去办方成。”办案人员补充说。

　　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在接受市纪委人员调查时，葛春华反复强调，“投资房地产是有风险的。”她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全部没收她的非法所得。显然，她将自己的执法行为理解为生意行为。

　　葛春华还制造出所谓的“拆迁调查费”，以中饱私囊。2000年5月至2001年2月期间，莘塍房管所向莘塍镇政府拆迁公司、华表村、瑞祥大道指挥部等6个单位收取拆迁调查费共计134000元，没有入帐。时任该所所长的葛春华将其中6000元占为己有。后纪委向房管局了解，拆迁调查原本就是他们的职责，哪来的费用。

　　“中间梗阻”影响投资软环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层干部的“中间梗阻”现象在我市各地相当明显，也已引起有关行政法专家的重视。瑞安率先开刀，这无疑是很明智的做法。为此，记者采访了瑞安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中毅，对此他深有体会。

　　记者：这次查处了27名中层干部的背景是什么？

　　王中毅：在政府行为的实际运行中，存在上下热、中间冷，上下通、中间阻的现象，就是人们常说的“中间梗阻”。中层干部长期处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熟悉政策，熟悉法律，同样的事情，若给你办，他说了算，不给你办，他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这里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中间梗阻”是影响一个地方投资软环境的重要因素。

　　记者：查处中层干部的案件和其他如科级干部的案件有何不同？

　　王中毅：我个人认为，科级干部更多的是腐败问题，权钱交易。中层干部则表现在吃拿卡要，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这里头也有腐败的问题，但更多的表现在不正之风上。

　　记者：查处这一批人后，在瑞安造成什么样的反响？其他中层干部、市民对此有何看法？

　　王中毅：反响当然很大，尤其在机关的中层干部间反响更大。瑞安市效能办也做过调查，群众反映现在到机关办事好办多了。这里固然有开展效能革命的因素，但也跟这次查处不无关系。因为，它起到了震慑和警戒的作用。

　　记者：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处长政治”，“中间梗阻”成了效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阻力，您如何看待？

　　王中毅：造成“中间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和普通老百姓接触到的是科长和一般办事员这个群体。局里的一把手也不可能全面过问，具体事项掌握在关键的几个科长手里。“中间梗阻”是政府权力运作中存在问题的一个表现。

　　记者：您认为中层干部腐败的产生根源在哪？

　　王中毅：根源在于有些人的权力意识很强，没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跟其它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一致的。

　　分权制衡改变中层权力的集中

　　针对“中间梗阻”现象，瑞安市大胆地采取了分权制衡的做法，削减中层干部过于集中的权力。拿当地市委领导的话说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案件的发生率。”

　　据悉，从2002年8月份起，瑞安市首先选择市财政局、地税局、公安局、规划建设局、国土资源局等12个单位进行了分权制衡试点工作。按照“职权分解，以权制权”的要求，对职权相对集中的科室、存在问题较多的环节、群众意见较大的岗位的权力，进行必要分解和合理配置；同时对一些拥有较大人权、事权、财权但又不便分解且自由裁量权又很大的单项权力，配置相应的上位权力、集体权力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通过对权力结构作适当分解和合理调整，把一个部门、一个岗位、一个人负责多项职能改为负责其中某一项职能，行使某一项权力，能有效分解过于集中的权力。

　　该市财政地税局是其中一个试点。该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以前想查哪家企业就查哪家企业，想罚多少款就罚多少款，全由一个具体的科室说了算，说到底是科长说了算。现在不一样了，实行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分离”，建立起机构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制约的机制。

　　瑞安市纪委负责人同时坦诚说，由于在搞试点，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部门权力、自由裁量权仍很大，尽管个别单位已着手分权制衡试点工作，但一些关键岗位的干部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一些部门权力运作不够透明，仍存在“暗箱操作”现象；有的还心存疑虑，认为权力分解了，环节增多了，效率与公正不能很好得到兼顾等等。

　　分权制衡只能遏制显性腐败？

　　“部门的分权制衡涉及到更多的是显性的东西。”温州市一位政法干部提醒说，某些隐性的东西以及权力在具体运作中背后的东西，群众可能无从监督。

　　还有，权力分割后，它会不会成为一些人拖拉办事的一个新借口呢？一件事原来是一个人办，现在是多个部门多个人在办，操作不当，有可能导致集体腐败。因此，瑞安市纪委正在考虑完善分权制衡。

　　不过，也有一些干部向记者表达另一种担忧，那就是，别让分权制衡制度“走过场”。

　　“分权制衡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如何规范如何约束，法律都没有具体涉及。分权制衡的实行，仍然是在现有的框架内寻求一种新的办法来防止腐败的产生。”温州市委党校行政教研室黄建春讲师说，“但这种制度如果执行不好，也许就会成为集体腐败的障眼法。分权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如何让工作程序更加公开。”

　　黄建春认为，监督腐败现象行之有效的一大前提是社会监督这个大环境要非常成熟，拿中层干部来说，一旦他出现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将其曝光于众。现在的分权制衡还只是党内的一种监督形式，距离真正的社会监督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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