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张园论国是———

　　心怀惆怅盼国强

　　记者黄卫/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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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2月4日上午，天津法租界的美昌码头(今营口道与张自忠路交口附近)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军警林立。11点40分，一艘巨大的轮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停靠码头。11点50分，一位面庞精瘦、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在迎接代表的簇拥下走出船舱，随着他的出现，岸上的欢迎人群大声欢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国民会议万岁！”鞭炮声同时如爆豆般响起，军乐队高奏凯歌，向这位伟人致敬。

　　这一年，是孙中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天津。在来津的路上，孙中山先生满怀救国统一的愿望；但当他离开天津赶赴北京与段祺瑞会谈时，已是身染重病，心灰意冷，带走了民主建国的惆怅。

　　新政将行孙中山北上商国是

　　1924年是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与广州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共同推翻直系的曹锟政府以及他的幕后支持者吴佩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郭剑林教授把段祺瑞、张作霖与国民政府(即孙中山)的联合称为“三角联盟”。在这一年双方的战斗中，由于直系冯玉祥将军的倒戈，使吴佩孚与曹锟一败涂地，三角联盟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即将成立的新政府权力该如何分配。由于段祺瑞与张作霖组成同盟，冯玉祥感觉在权力分配上受到了冷落，于是向广州的孙中山求援，请求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重新决定权力的分配。

　　据郭剑林教授介绍，在三角联盟发布讨伐直系军阀的檄文布告中，领导人的顺序为孙中山在前，段祺瑞在后，以孙中山的名义联合多方力量讨伐吴佩孚与曹锟。因此，对于新政府的职位，外界认为理应由孙中山担任未来的大总统，段祺瑞作为总理。虽然孙中山对于权力看得很淡，但段祺瑞与张作霖却将此看得非常重要。尽管孙中山抱着一腔统一政权的热情北上会谈，最后却变成一场尴尬的见面。

　　先发制人段祺瑞抢先当“总统”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大总统曹锟，随后向广州的孙中山发出邀请电，请其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离开广州，12月4日抵达天津。但在旅途中，孙中山就知道了段祺瑞11月24日在北京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六条组成了政府。此举令孙中山十分不满，由此也看出了此行的艰辛。

　　据郭剑林教授介绍，段的政府形成曾一度酝酿过委员制，段祺瑞以其相似苏维埃为由而加以反对，采取了临时执政的名义，既可区别于委员制，又利于实际政治的运用。换个名称，便集总统和总理两者大权于一身，而且别无监督机关(国会)的存在了。临时政府依条例规定，以临时执政(简称执政)总揽国民政务，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国。这是国家元首的身份，职权与总统相当。从制度上说，执政的职权是很大的，又毋须受着什么民意机关的牵掣，但这时的段祺瑞在各方实力派的支配之下，大权亦无从发挥，实际掌握政府实权的，还是奉系的张作霖。但段、张二人如此举动，就为孙中山北上会谈设置了障碍，使三角联盟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两种态度伟人感受人间冷暖

　　孙中山走出船舱之时，立即感受到天津各界群众对他的真切感情，码头上黑压压地挤了不下5000余人。据转天的天津报纸公布，天津几乎所有的团体都派出代表迎接孙中山的到来，这里面有着人们熟悉的名字：邓颖超、马千里、安幸生、宋则久等。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孙中山登上准备好的一辆黑色轿车，驶向住地———张园(今鞍山道上)。由于旅途劳累以及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孙中山没能在码头发表演讲，但通过人们真诚的表情，已经让这位伟人感到了天津人对民主建国的向往与拥护。

　　当天下午，孙中山顾不上旅途劳累，在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人的陪同下，到曹家花园拜访居住在此的张作霖。没想到，原本作为邀请方的张作霖却摆起了架子，使得会谈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中度过。

　　郭剑林告诉记者，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警戒得非常森严。等到孙中山一行到了他的行辕门口，他摆起架子，没有亲迎，而是让张学良出来迎接孙中山一行。到了会客厅，他也没有立即出来会晤，等候许久，他才走来见面，意气傲岸地踞于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情势。

　　孙中山看到这种情势，自然心中十分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经过一度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开口：“承派军警前往迎接，鉴于情势，所以今特来访晤，表示谢意。”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倒了曹、吴的政权，实可为奉贺喜。”张作霖听罢，这才开口，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张作霖谈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一番不欢喜的样子。这时，李烈钧看到孙中山的随行人员都很窘迫，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话虽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之流铲除，虽欲求国家进步与人民幸福，是没什么希望的。今天孙总理的庆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您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这才显出一副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指李烈钧)说得对，回想自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贺词的，也惟有您一个。”谈到此，满座欢笑，方才的僵局遂被打破。

　　唇枪舌剑孙张津门论军政

　　据郭剑林介绍，张、孙二人矛盾的焦点在于三民主义问题。为了避免孙中山在天津宣传三民主义，张作霖说：“听说明天您应各团体之邀，预定在大舞台演讲三民主义，届时听众一定很多，人员杂乱，保卫工作十分困难。您身膺国家重任，行动应该小心为好，我认为不如免了，以免发生意外。”孙中山回答：“我已习惯于在群众前演说，此层担心不必过分操心。”但张作霖再三说应该小心为是。孙中山认为不讲也没有什么，但只是承蒙各团体的雅意，实在盛情难却。最后，由于孙中山肝病发作，演讲被迫作罢。

　　关于军队，也是孙、张谈话的重点。刚一开口，孙中山向张作霖表明说：“我已嘱咐国民党不做官，但希望您提倡废督裁军。”张作霖马上回答：“我先自行解职，但请您劝阻国民军不要扩充军队。”

　　关于政权问题是此次谈话的重中之重，所以，张作霖是当仁不让，想单刀直入，但他十分精明，又图谋把这个球踢给孙中山，使他落入自己的圈套。因此，张作霖开口就问：“面对时局，您认为段祺瑞能否担当此任？”孙中山也明白其意，就做了个人情，说：“现在除段祺瑞外，实在没有他人可担此重任。今后诸事可全委托他来办理。”张作霖见其目的已经达到，就紧追不舍，问：“您预定在北京停几天？”“约两星期。”孙中山说。张作霖又问：“此后是否赴外洋游历？”“一俟时局稍定，即作欧美之游。”

　　郭剑林据此分析，表面上看来孙中山不关心政权，其实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整天勾心斗角、阴险狡诈的军阀们，其书生形象是不言自明的。12月8日，张作霖到张园来回访孙中山。他劝孙中山放弃联俄政策，并且说各国公使都反对这个政策，不要反对外国人，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与外国人的感情。他说：“这件事情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直到这时，他才深刻地体会到，军阀是多么的不可信赖。

　　天津会谈认清军阀真容

　　忧国忧民抱病离津入京

　　也许是压力过大，也许是许久积压在胸中的怨气，导致了一代伟人的肝疾复发。自从到津以后，孙中山就被肝部的不适所困扰，此时孙中山还没有想到会是肝癌在作怪。经日本医生诊断，认为是肝火过盛所致，静养几日即可恢复，故此，孙中山与随员们都没有往坏处想。孙中山每天除了批阅文件，便是和前来拜访的人物会晤。特别是与段祺瑞特使的几次交谈，更让他看清了段、张等人的目的，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沉重。

　　段祺瑞上台后，提出在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之纠纷，在善后会议议定后，再在3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来解决一切根本问题。郭剑林分析，就本质说，善后会议与以往的军阀和平会议没什么区别，它只能是一次大小军阀分赃和重新均衡势力的会议。在对外关系上，段祺瑞于其上台宣言中提出外崇国信主张。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此举自然得到了列强的赞同。

　　对于善后会议与承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则坚决反对，孙中山在直系垮台后，提出了两项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孙主张国家大事交由人民去解决，而段主张由实力派的军阀来包办。刚开始合作，双方就是这样针锋相对，无法调和。最后孙中山方面表示让步，但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限制善后会议的职权，另一条是善后会议须有各省实业、商业、农会、工会、教育会和学生会等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并声明，所提两条如被接受，则由善后会议议定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可以同意。可是段连这两条要求也给拒绝了，结果国民党声明全体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否认善后会议有权制订国民会议的条例，孙、段之间的合作就这样破裂了。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即已提出。据孙中山秘书黎明寰回忆，1911年10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西部抵纽约，华侨聚会欢迎，会上孙中山作讲演：“不平等条约，那是殖民主义者依靠它来束缚我们手足的锁链，如果你们想他们大发慈悲来自动取消，解开这层层的锁链，那才真是与虎谋皮了。所以，我们要反对殖民主义，那就只有主动、坚决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还责询段派来天津的欢迎代表叶恭绰、许世英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

　　郭剑林教授指出，孙中山北上后，病情一直在不断加剧。他的病之所以会到如此地步，其原因固然是因为急于北伐，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使三民主义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三件事，使孙中山不能如愿，即：国民党党员不遵守纪律，对三民主义没有确切的认识；当时在广东的军事领导人，不服从命令；北洋张作霖、段祺瑞等，尊重不平等条约。以上三点使孙中山想了很多很多，所以才使他病势加重。12月31日早，在天津各界代表依依不舍中，孙中山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3月12日，传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的消息。病逝前，段祺瑞始终没有与孙中山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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