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警察 专抓随地大小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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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5日23:35 城市快报 | |||||||||
天津卫生总局禁止在街道上大小便,禁止乱倒污物,并由巡警负责监督…… 1902年——卫生警察专抓随地大小便 1902年的一天,一位内急的男士急匆匆地赶到街道边一个僻静的角落……“方便”之后的他正感舒畅之际,忽觉有人在用棒子捅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巡捕站在他的身后,
1900年,天津都统衙门设立卫生局,身着巡捕制服的卫生警察走上街头。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天津人,好奇地看着这些不管抓差办案,只管家门口脏净的特殊巡捕。据天津社科院罗澍伟教授介绍,这时的卫生警察还是都统衙门的巡捕兼任,到1902年,天津卫生总局建立时,天津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卫生防疫管理部门。 战后大疫石灰一洒了之 天津历史上,曾发生多次较大规模的疾病流行,每逢旱涝灾年,疾病经常伴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敌我双方一场恶战,死伤无数。特别是天津的普通民众,在八国联军攻进城内后,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和抢劫。时值盛夏,未经及时掩埋的尸体在城内外随处可见。都统衙门先是抓伕背运尸体,随后又改为雇人,几番努力,总算还天津的本来面貌。但,大战之后,紧接着便爆发了1901年春瘟流行,夏天又发生霍乱。一时之间,人人恐慌,就连都统衙门的外国都统们都胆战心惊。 当时的天津人还不懂得霍乱的真正涵义,只是知道染上瘟疫后,很少有人能够活下去。特别是看到由日本巡捕带领的防疫警察,更是吓得避之惟恐不及。罗澍伟教授介绍说,当时由日本人负责的卫生防疫,对患者不问病情,也不予治疗,只要有霍乱的症状,就把大量石灰洒在病人身上及周围,不少危重病人因而呛死,然后便抬走焚化。这一年天津疫情严重,老城登后里、安民巷一带流行尤烈,棺丧不绝于道。一个偌大的天津城,犹如走进了白色的世界。特别中国人崇尚“入土为安”的观念,不忍亲人被火化,即使亲人得病,也不向卫生巡捕报告,造成了更大面积的疾病流行。 卫生总局改变生活习惯 1902年8月,清朝政府收回天津,都统衙门随之被裁撤,但卫生局却被保留下来。在原卫生局职员的基础上,聘请法国军医梅尼为顾问,以北洋医学堂毕业生为医生,雇佣中外巡捕80名,伕役200名,组成天津卫生总局。天津卫生总局首任总办为屈永秋,总局下设第一卫生分局、第二卫生分局、第三卫生分局,另设4处传染病患者收容所。这时,卫生总局的任务是负责城厢内外医疗卫生、船舶、火车的检疫和妇婴医院、育黎堂的管理。天津卫生总局所属各卫生分局负责街道、桥梁及沟渠等处的日常清扫。每逢下雨雪之时,则出动人员进行除泥、除雪,并由卫生局的巡捕及巡警局巡警进行监督。 说来可能让人惊讶,卫生总局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禁止随地大小便。一个城市人会在大路边随意“方便”,怎么可能呢?“确实如此,过去的老天津城几乎没有供人方便的公共场所,因为天津城的公共厕所是在都统衙门建立后才出现,数量少而又少。一些简易的席棚就是方便的地方,一些人干脆就在路边解决。” 在都统衙门管理天津时,当时就有禁止随地大小便的规定。清政府接收天津后,按照新政的思想,必然要用先进文明的方式管理城市。因此,天津卫生总局也对随地“方便”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条文。同时也着手修建公共厕所,与之配套。罗澍伟告诉记者,1902年至1908年,天津卫生总局在市内建立公共厕所50个、垃圾站75个。为保持环境卫生,禁止在街道上大小便,禁止乱倒污物,并由巡警负责监督,发现有违反卫生局规则者,即行交给卫生局,由卫生局裁处。 疫情出现媒体合作 白话布告简单明了 进入民国以后,卫生防疫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直隶省成立了直接隶属省长管辖的北洋防疫处,专门从事疫情的防治与控制。每当传染性疾病开始传播时,防疫处开始行动。另外,当时的防疫处已经开始与媒体合作,在报纸上发布布告,向市民发布各种防疫要求,而且,对于发病人数与死亡情况,也一一登载。 罗澍伟教授说,1917年夏,天津发大水,5万余人受灾。当年10月,防疫处发布预防“警报”,通过报纸提醒市民注意防病。当时,防疫处共发布了六条防疫措施,首先改善灾民住所,自督军以下各官绅筹建窝铺救灾房,让灾民搬进条件好的住所。然后组织检查医生,轮流到灾民住处调查有无传染病的发生。再有就是雇扫除夫分赴灾民住所清除,不准乱倒秽物,并要求各住所分置尿桶,不准在厕所外大小便。同时还设立了传染病院、消毒所以及临时灾民医院,为灾民定点看病。这些要求,都是通过非常简洁明了的白话文说出来,刊登在报纸上,老百姓一看就明白。 果不其然,1918年1、2月间,天津开始发生疑似传染病,报刊上零星见到有关方面的报道。1月10日的《益世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南马路分监唐监长素无疾病,昨日偶然染疾,立时毙命。防疫处立即饬医员、巡捕前往唐之住室实行消毒。”当时,绥远山西所属的地方已有瘟疫报告,天津发生如此事件,更令市民惊心。天津警察厅会同防疫处马上发布了防疫告示,采取隔离的方式阻断疫情传播。 也许是天津人对于隔离措施不太支持的缘故,在2月的一天,警察厅又做了一个解释,向市民宣传防疫的道理。布告解释说:“国家为保全民众生命起见,不能不施行预防的方法。但是人民一听说防疫两个字,就觉着脑袋疼,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前清宣统二年,东三省发生鼠疫的时候,各处办理防疫的事,非常严厉,以致人民不免恐慌,论人民的心理,大有不怕瘟疫偏怕防疫之势,殊不知防疫的用意,正是恐怕人民传染上,于大众的生命有碍,办理要是不严厉,必致防不住;办理的一严厉,就免于人民习惯上有不便的地方,其实不便的地方,只不过是一时的,虽然稍受一时的不便,却可以保大众的安全。” 上面的这些话还算说得到位,但布告中另一段解释却让现代人忍俊不禁。布告说,“瘟疫全有疫虫,最是传染瘟疫媒介,这种疫虫,人的目力看不见,就在空气里流行,专生在不洁净的地方,要是一吸到人的鼻子眼儿里或吸到人的嘴里,就能发生瘟疫。人要是跟有瘟疫的人说话,或是同座吃饭,有瘟疫的人身上的疫虫,就可以顺着空气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就传染上同样的瘟疫。” 疫虫是个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也许说的是病毒或者细菌吧,但这样的解释却把人吓得够戗。没辙,戴个口罩出门吧。 各方出招治流感 攻克疫症献良方 除了真正出现疫情外,控制一些季节交替时的流行病也是防疫处和卫生总局的分内职责,1918年,一些医学机构乃至个人,纷纷向市民推荐防病良方。天津当时正有一种流行性感冒病,传染极速,有的头痛谵语,有的呕吐泄泻,有的则咳嗽。除年老人及有心肺病者稍有危险外,其余患者一般没有危险,只要调和冷暖,注意饮食,不与病人接触,基本不会发生意外。 一些医师诊断这种病情后,纷纷开出药方,当时警察厅将一个药方刊登在《益世报》上,供患者采用。药方上的药剂量为:连壳带钱金银花一钱,贝母一钱,麦冬一钱,竹叶灯心一钱,午时茶一块,秋梨一个,白冰糖同子一枚,用水煎服。家住南马路荣业大街北口医生杨鼎臣也向报馆投稿,对疾病发表评论和诊断:时疫患者初起头痛。头晕、发热、恶寒遍身,疫疼干嗽、痰稠、胸膈满闷,脉象浮数而紧,惟素有肺胃蕴热及老年有肺痨病者多危险。治法宜外散风邪,内清肺胃,服之必愈。杨医师的药方为:葛根三钱、桑叶三钱、荆芥二钱、防风三钱、羌活一钱、杏仁二钱、薄荷钱半、桔梗三钱、浙贝三钱、括篓三钱、连翘二钱、炒枝子钱半、生草二钱,如内热重者加黄苓、黄连各二钱,水并服,盖被出汗即愈。不过,报馆虽然刊登了这例药方,但编辑对于医学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在药方下面,又增加了一段补白:“人之体质万有不同,病亦万有不同,若欲持一方救济多人,乃万不可能之事。来函者百竭恳请,只得照登,然有病者仍宜慎之,切莫以身试险。” 这些医师的药方虽说不一定一一灵验,但总归是好心无偿献方,体现了医师的责任。但浑水摸鱼的也不在少数。同是那一年,一位医师声称制成一种避瘟卫生锭,佩在身上就不会染上瘟疫,索价大洋一元,但还没有哪次防疫措施使用这种避瘟卫生锭,它的作用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出来了。 天津防疫员东北灭鼠疫 1902年11月,“北洋军医学堂”在天津成立,首任总办就是后来被称为“军医之父”的徐华清。1908年,另一位名医伍连德应聘出任医学堂协办(相当于医学院副院长)。正是这位伍连德,在1910年东北鼠疫猖獗之时,挺身而出,率领部分天津防疫人员远赴东北,解救了那场灾难。 1910年冬,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爆发鼠疫。第一病例出现于10月8日,两月内蔓延至东北全境。当时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死亡人口达四万二千以上。腊尾春初,疫势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辄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哈埠人口不及二万,死亡至六千以上……” 对于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罗澍伟教授是这样解释的:“在防疫的概念传入中国医学界之前(即1860年以后),每当瘟疫爆发,医生只有治病的概念而没有防疫的概念,所以在疫情传播的控制上,从官府到医生,都不会想到隔离病源。造成瘟疫爆发后,人传染人的交叉感染,甚至整个村镇毫无生气的悲惨景象,直到疫区病人全部死光,疫情才告一段落。1910年的鼠疫造成这么大危害,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的防疫知识造成的。”在此紧要关头,清政府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伍连德总管东三省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于1910年12月20日到达哈尔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征用学校、戏院、浴室,改装成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临时医院,争取了地方中医的积极协助。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伍连德采取了果断的隔离措施,赶制了大批口罩,发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种服务人员投入防疫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堵塞传染源头,焚烧感染了鼠疫的住宅,尤其是在奏请清廷批准后,顶住强大的传统势力,把因天寒地冻无法埋葬的三千多具尸体,在3天内全部火化。为防止回家过年的人流被传染,伍连德一方面调动军队沿途设卡检疫,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安排日本和俄国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两条铁路停运,并征用车厢作为隔离病房。 在伍连德的努力下,疫情两个月后便完全得到控制。为此,他获得了清廷颁发的二级双龙勋章,还得到“医学进士”(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功名。1911年4月,国际鼠疫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办,伍连德在会上用英、法、德、日四种语言发言,受到与会各国专家称赞。据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