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生总局禁止在街道上大小便，禁止乱倒污物，并由巡警负责监督……

　　1902年——卫生警察专抓随地大小便

　　1902年的一天，一位内急的男士急匆匆地赶到街道边一个僻静的角落……“方便”之后的他正感舒畅之际，忽觉有人在用棒子捅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巡捕站在他的身后，

紫光数码创造灵动生活 中国网络通俗歌手大赛 金手指颁奖大典紧急招 古天乐新片征召女主角

用警棍捅他的腰。“不准随地大小便，不知道吗？跟我走！”看到巡捕这副模样，那位男士刚才的快感已经被吓到爪哇国了，“我没犯法呀？”“少废话，抓的就是你随地大小便。”跟在巡捕身后的他一边走一边嘟囔：“随地大小便也会被抓，这叫嘛事？真倒霉……”

　　1900年，天津都统衙门设立卫生局，身着巡捕制服的卫生警察走上街头。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天津人，好奇地看着这些不管抓差办案，只管家门口脏净的特殊巡捕。据天津社科院罗澍伟教授介绍，这时的卫生警察还是都统衙门的巡捕兼任，到1902年，天津卫生总局建立时，天津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卫生防疫管理部门。

　　战后大疫石灰一洒了之

　　天津历史上，曾发生多次较大规模的疾病流行，每逢旱涝灾年，疾病经常伴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敌我双方一场恶战，死伤无数。特别是天津的普通民众，在八国联军攻进城内后，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和抢劫。时值盛夏，未经及时掩埋的尸体在城内外随处可见。都统衙门先是抓伕背运尸体，随后又改为雇人，几番努力，总算还天津的本来面貌。但，大战之后，紧接着便爆发了1901年春瘟流行，夏天又发生霍乱。一时之间，人人恐慌，就连都统衙门的外国都统们都胆战心惊。

　　当时的天津人还不懂得霍乱的真正涵义，只是知道染上瘟疫后，很少有人能够活下去。特别是看到由日本巡捕带领的防疫警察，更是吓得避之惟恐不及。罗澍伟教授介绍说，当时由日本人负责的卫生防疫，对患者不问病情，也不予治疗，只要有霍乱的症状，就把大量石灰洒在病人身上及周围，不少危重病人因而呛死，然后便抬走焚化。这一年天津疫情严重，老城登后里、安民巷一带流行尤烈，棺丧不绝于道。一个偌大的天津城，犹如走进了白色的世界。特别中国人崇尚“入土为安”的观念，不忍亲人被火化，即使亲人得病，也不向卫生巡捕报告，造成了更大面积的疾病流行。

　　卫生总局改变生活习惯

　　1902年8月，清朝政府收回天津，都统衙门随之被裁撤，但卫生局却被保留下来。在原卫生局职员的基础上，聘请法国军医梅尼为顾问，以北洋医学堂毕业生为医生，雇佣中外巡捕80名，伕役200名，组成天津卫生总局。天津卫生总局首任总办为屈永秋，总局下设第一卫生分局、第二卫生分局、第三卫生分局，另设4处传染病患者收容所。这时，卫生总局的任务是负责城厢内外医疗卫生、船舶、火车的检疫和妇婴医院、育黎堂的管理。天津卫生总局所属各卫生分局负责街道、桥梁及沟渠等处的日常清扫。每逢下雨雪之时，则出动人员进行除泥、除雪，并由卫生局的巡捕及巡警局巡警进行监督。

　　说来可能让人惊讶，卫生总局所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禁止随地大小便。一个城市人会在大路边随意“方便”，怎么可能呢？“确实如此，过去的老天津城几乎没有供人方便的公共场所，因为天津城的公共厕所是在都统衙门建立后才出现，数量少而又少。一些简易的席棚就是方便的地方，一些人干脆就在路边解决。”

　　在都统衙门管理天津时，当时就有禁止随地大小便的规定。清政府接收天津后，按照新政的思想，必然要用先进文明的方式管理城市。因此，天津卫生总局也对随地“方便”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条文。同时也着手修建公共厕所，与之配套。罗澍伟告诉记者，1902年至1908年，天津卫生总局在市内建立公共厕所50个、垃圾站75个。为保持环境卫生，禁止在街道上大小便，禁止乱倒污物，并由巡警负责监督，发现有违反卫生局规则者，即行交给卫生局，由卫生局裁处。

　　疫情出现媒体合作

　　白话布告简单明了

　　进入民国以后，卫生防疫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直隶省成立了直接隶属省长管辖的北洋防疫处，专门从事疫情的防治与控制。每当传染性疾病开始传播时，防疫处开始行动。另外，当时的防疫处已经开始与媒体合作，在报纸上发布布告，向市民发布各种防疫要求，而且，对于发病人数与死亡情况，也一一登载。

　　罗澍伟教授说，1917年夏，天津发大水，5万余人受灾。当年10月，防疫处发布预防“警报”，通过报纸提醒市民注意防病。当时，防疫处共发布了六条防疫措施，首先改善灾民住所，自督军以下各官绅筹建窝铺救灾房，让灾民搬进条件好的住所。然后组织检查医生，轮流到灾民住处调查有无传染病的发生。再有就是雇扫除夫分赴灾民住所清除，不准乱倒秽物，并要求各住所分置尿桶，不准在厕所外大小便。同时还设立了传染病院、消毒所以及临时灾民医院，为灾民定点看病。这些要求，都是通过非常简洁明了的白话文说出来，刊登在报纸上，老百姓一看就明白。

　　果不其然，1918年1、2月间，天津开始发生疑似传染病，报刊上零星见到有关方面的报道。1月10日的《益世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南马路分监唐监长素无疾病，昨日偶然染疾，立时毙命。防疫处立即饬医员、巡捕前往唐之住室实行消毒。”当时，绥远山西所属的地方已有瘟疫报告，天津发生如此事件，更令市民惊心。天津警察厅会同防疫处马上发布了防疫告示，采取隔离的方式阻断疫情传播。

　　也许是天津人对于隔离措施不太支持的缘故，在2月的一天，警察厅又做了一个解释，向市民宣传防疫的道理。布告解释说：“国家为保全民众生命起见，不能不施行预防的方法。但是人民一听说防疫两个字，就觉着脑袋疼，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前清宣统二年，东三省发生鼠疫的时候，各处办理防疫的事，非常严厉，以致人民不免恐慌，论人民的心理，大有不怕瘟疫偏怕防疫之势，殊不知防疫的用意，正是恐怕人民传染上，于大众的生命有碍，办理要是不严厉，必致防不住；办理的一严厉，就免于人民习惯上有不便的地方，其实不便的地方，只不过是一时的，虽然稍受一时的不便，却可以保大众的安全。”

　　上面的这些话还算说得到位，但布告中另一段解释却让现代人忍俊不禁。布告说，“瘟疫全有疫虫，最是传染瘟疫媒介，这种疫虫，人的目力看不见，就在空气里流行，专生在不洁净的地方，要是一吸到人的鼻子眼儿里或吸到人的嘴里，就能发生瘟疫。人要是跟有瘟疫的人说话，或是同座吃饭，有瘟疫的人身上的疫虫，就可以顺着空气到了这个人的身上，于是乎就传染上同样的瘟疫。”

　　疫虫是个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也许说的是病毒或者细菌吧，但这样的解释却把人吓得够戗。没辙，戴个口罩出门吧。

　　各方出招治流感

　　攻克疫症献良方

　　除了真正出现疫情外，控制一些季节交替时的流行病也是防疫处和卫生总局的分内职责，1918年，一些医学机构乃至个人，纷纷向市民推荐防病良方。天津当时正有一种流行性感冒病，传染极速，有的头痛谵语，有的呕吐泄泻，有的则咳嗽。除年老人及有心肺病者稍有危险外，其余患者一般没有危险，只要调和冷暖，注意饮食，不与病人接触，基本不会发生意外。

　　一些医师诊断这种病情后，纷纷开出药方，当时警察厅将一个药方刊登在《益世报》上，供患者采用。药方上的药剂量为：连壳带钱金银花一钱，贝母一钱，麦冬一钱，竹叶灯心一钱，午时茶一块，秋梨一个，白冰糖同子一枚，用水煎服。家住南马路荣业大街北口医生杨鼎臣也向报馆投稿，对疾病发表评论和诊断：时疫患者初起头痛。头晕、发热、恶寒遍身，疫疼干嗽、痰稠、胸膈满闷，脉象浮数而紧，惟素有肺胃蕴热及老年有肺痨病者多危险。治法宜外散风邪，内清肺胃，服之必愈。杨医师的药方为：葛根三钱、桑叶三钱、荆芥二钱、防风三钱、羌活一钱、杏仁二钱、薄荷钱半、桔梗三钱、浙贝三钱、括篓三钱、连翘二钱、炒枝子钱半、生草二钱，如内热重者加黄苓、黄连各二钱，水并服，盖被出汗即愈。不过，报馆虽然刊登了这例药方，但编辑对于医学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在药方下面，又增加了一段补白：“人之体质万有不同，病亦万有不同，若欲持一方救济多人，乃万不可能之事。来函者百竭恳请，只得照登，然有病者仍宜慎之，切莫以身试险。”

　　这些医师的药方虽说不一定一一灵验，但总归是好心无偿献方，体现了医师的责任。但浑水摸鱼的也不在少数。同是那一年，一位医师声称制成一种避瘟卫生锭，佩在身上就不会染上瘟疫，索价大洋一元，但还没有哪次防疫措施使用这种避瘟卫生锭，它的作用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出来了。

　　天津防疫员东北灭鼠疫

　　1902年11月，“北洋军医学堂”在天津成立，首任总办就是后来被称为“军医之父”的徐华清。1908年，另一位名医伍连德应聘出任医学堂协办(相当于医学院副院长)。正是这位伍连德，在1910年东北鼠疫猖獗之时，挺身而出，率领部分天津防疫人员远赴东北，解救了那场灾难。

　　1910年冬，位于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爆发鼠疫。第一病例出现于10月8日，两月内蔓延至东北全境。当时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死亡人口达四万二千以上。腊尾春初，疫势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辄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哈埠人口不及二万，死亡至六千以上……”

　　对于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罗澍伟教授是这样解释的：“在防疫的概念传入中国医学界之前(即1860年以后)，每当瘟疫爆发，医生只有治病的概念而没有防疫的概念，所以在疫情传播的控制上，从官府到医生，都不会想到隔离病源。造成瘟疫爆发后，人传染人的交叉感染，甚至整个村镇毫无生气的悲惨景象，直到疫区病人全部死光，疫情才告一段落。1910年的鼠疫造成这么大危害，也是由于缺乏科学的防疫知识造成的。”在此紧要关头，清政府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伍连德总管东三省鼠疫防治工作。

　　伍连德于1910年12月20日到达哈尔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征用学校、戏院、浴室，改装成消毒所，又把庙宇和教堂改为临时医院，争取了地方中医的积极协助。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伍连德采取了果断的隔离措施，赶制了大批口罩，发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种服务人员投入防疫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堵塞传染源头，焚烧感染了鼠疫的住宅，尤其是在奏请清廷批准后，顶住强大的传统势力，把因天寒地冻无法埋葬的三千多具尸体，在3天内全部火化。为防止回家过年的人流被传染，伍连德一方面调动军队沿途设卡检疫，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安排日本和俄国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两条铁路停运，并征用车厢作为隔离病房。

　　在伍连德的努力下，疫情两个月后便完全得到控制。为此，他获得了清廷颁发的二级双龙勋章，还得到“医学进士”(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功名。1911年4月，国际鼠疫学术讨论会在沈阳举办，伍连德在会上用英、法、德、日四种语言发言，受到与会各国专家称赞。据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