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黄章晋
广东鹤山市委书记家的1000万元巨款到底怎么来的？这是近来香港媒体集体狂炒
的话题，尽管牵出这一话题的官司还在香港进行，尽管这位书记清白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不过，鹤山当地媒体的沉默和
香港媒体的发飙这一鲜明对比值得玩味，尤其是在透明国际最近刚刚颁布“全球腐败报告”时。去年的腐败排行榜上的166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
香港的清廉程度居第14位，而中国大陆居第66位。
似乎，新闻舆论对腐败的抑制监督作用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如果印度发生的故事能说明问题的话。今年1月，
印度一名记者干了件揭露印度司法极端腐败的事，他花4万卢比(合8000元人民币)从古吉拉特邦的法官那里买到了四张
逮捕证——捉拿印度总统卡拉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克雷、最高法院法官辛格和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前主席简恩。尽管该案
引起巨大反响，但事实是，十年前就有记者干过同样的事，花费才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
被誉为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典范的印度，其独立的司法体系是标准的英国模式，新闻舆论在充分自由地发挥监督作用，
但它的腐败排名是第83位。腐败程度，至少与制度与司法体系与新闻舆论无一般人想像的那样有相关性。司法系统本身可因
独立而腐败，新闻媒体也可因自由而腐败。
历年的报告和排行榜似乎无法提供解决廉政问题的一揽子制度药方：威权主义典型的新加坡，清廉程度不但是第三世
界第一，而且世界第5的排名比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们都要高。而居这一排行榜末尾的，几乎全部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
。同样，廉政与否也与该国法律条文的严厉程度无关——成功者只能提供个案经验却无普遍规律，或许这会令制度决定论者失
望。
报告特别能体现出高度相关性的指标是，一国的清廉程度与富裕程度高度成正比。就是说，对一个国家而言，对其富
裕影响最大的，不是其自然资源，而是其清廉程度。并且，两者互为因果。
除去不易比较的历史文化因素外，对清廉程度有微妙影响的还有一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情况。譬如印度，虽
然是个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通过种种许可证，政府掌握了相当的社会资源配置权力，该国的市场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也
一直被认为是个奇怪的计划经济国家，甚至强过今天的中国。而该排行榜的分布也显示出一国的清廉程度与市场开放程度密切
相关。
对中国今天的“官场经济”，茅于轼先生曾说，根除的最有效办法，是把资源配置权从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曾
猖獗一时的“官倒”的悄然消失，为这一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解。而今天政府官员手中掌握市场资源的部门恰好集中在工程建设
部门，尽管它被列为腐败“高发领域”重点监督防范，但却案件频出。
当然，还有一点至为重要，清廉的国家，官员的收入是公开透明的，香港媒体现在好奇的正是鹤山市委书记家到底有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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