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珊王冲

　　“过去透明国际选取的学者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告有扭曲和丑化的倾向，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集权国家， 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并不完全了解造成的。”

　　特约记者曹明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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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选择中国学者撰写报告

　　自1993年透明国际撰写一年一度的全球腐败报告以来，2004年《全球腐败报告》第一次选择了中国学者参与 撰写。今年参与撰写中国部分的中国学者过勇，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是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英文部 分的作者也是华人，是入籍挪威的廖燃，他在比利时读完博士不久后就加入到透明国际，现为亚太地区的项目官员。

　　过勇告诉《青年参考》：“我现在已经承担了明年透明国际全球报告中中国部分的撰写。”

　　据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介绍，透明国际去年撰写中国部分找的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学者，名叫裴敏新， 他在卡耐基基金会，是美国决策机构高层的研究人员。

　　中国的“清廉指数”

　　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清廉指数”评价是：1985年以前是5.13，1988—1992年是4.73，1993 —1996年是2.43，1996—2001年是3.05。中国1999年的“行贿指数”是3.1，2002年是3. 5。从这些指标看：中国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中国现在的买官卖官，行贿受贿，都可以将其视为非法政治献金。

　　根据透明国际对中国各时期腐败状况的评价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1985年期间，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 界54个主要国家中排名为第27位，腐败状况还不太严重；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腐败状况不断加剧，1 993—1996年期间，排名迅速下降到了第50位，清廉指数为2.43。这段时期，由于中国处于经济、政治、社会的 急剧转型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机会，腐败迅速蔓延。此时的中国处于“腐败迅速蔓延、严重恶化阶段”。

　　从1997年开始，随着中国政府一系列深化改革、加大反腐力度措施的进行和落实，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 遏制，清廉指数开始上升。今年的报告中对中国一系列的反腐措施予以了积极评价。而最近这一两年，无论是行贿还是腐败情 况，中国名次稍有变化，但变化不太大。任建明对《青年参考》说：“中国一开始分比较低，3分左右，后来涨到3.5分， 去年又降到3.4分，统计来说误差是比较小的。”

　　曾经的扭曲和丑化倾向

　　谈到腐败报告中自己撰写的中国部分，过勇告诉《青年参考》：“撰写这个报告的中国部分，我听取了我的导师胡鞍 钢老师的意见，根据我们长年对腐败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透明国际的廖燃先生对原文进行了补充。”

　　对透明国际的以往的腐败报告，过勇认为：“过去透明国际选取的学者对中国腐败问题的报告有扭曲和丑化的倾向， 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集权国家，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并不完全了解造成的。”

　　他还介绍说：“这次是透明国际第一次选择了中国自己的学者来撰写中国报告，国家监察部对此评价很高，认为报告 反映了我国腐败状况的客观形势，虽然还存在不足，但是正在采取措施积极解决。去年，在一份报告中选取的西亚的样本对中 国评价很低，我们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就剔除了这个部分。”

　　报告缺乏足够客观

　　今年的报告中列举了2002年到2003年中国政府在反腐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行动，并对一些举措予以积极评价， 如通过《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和修改刑法中关于司法官员滥用职权或者失职的规定。

　　尽管今年全球腐败报告中国部分的作者过勇是清华毕业的学生，作为老师的任建明还是在予以褒扬的同时，对报告的 中国部分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认为，今年主题是政治腐败问题，涉及到制度，报告在这方面只是几桩事件和法律、制度简 单的罗列，而简单罗列并不很客观。报告还存在对实践和执行情况有所忽略的问题。

　　比如《政府采购法》，他认为：“政府采购立法的确很重要，报告中说到很多国家没有政府采购立法。但另外一方面 ，我又发现这个法的问题很严重。法律制定的质量怎么样？执行中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事实上，我们在执行中问题也是很严重 的。”

　　政治腐败问题，涉及到制度，报告在这方面只是几桩事件和法律、制度简单的罗列，并不很客观，报告对实践和执行 情况也有所忽略。

　　对报告列举的深圳行政三权分立(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对反腐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过勇对这个媒体 曾积极报道的制度创新问题的判断不是很准确，报告对制度能量的估计过高。

　　反政治腐败应未雨绸缪

　　今年腐败报告的主题是政治腐败，一个重要议题是政治献金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和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7国被列 为低政治腐败国家。

　　不过，任建明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认为，政治腐败对中国还是很有现实意义，要未雨绸缪：“透明国际对政治 腐败的定义符合国际共同看法，就是政治领导滥用委托权力牟取私利。具体形式包括贿选、买官卖官和滥用国家资金资源等。 对我国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买官卖官，我国纯粹政治领域的腐败，买官卖官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而且我国在贿选方面有 一些苗头，包括人大代表和各乡镇、县市领导干部在选举的时候都有贿选案例。也有通过金钱等影响人大代表进而影响干部任 免等事项的例子。这些都可以划入贿选的范畴。”

　　关于政治献金，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认为：“西方国家法律允许的政治献金主要是政党为了参加竞选活 动，从企业或者个人处筹措资金，这些资金的数额有明确严格的规定，而且只能用于政党活动，不能进入私人腰包。如果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存在政治献金，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主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来运作，不需要从社会 或者企业募集资金。”

　　但是，康晓光也指出，如果将政治献金的概念扩大一些，定义在给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提供资金或者物品，而从中获 取好处上，那么中国现在的非法政治献金非常猖獗，具体表现在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这些都可以将其视为非法政治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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