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柏林欢迎来访的温家宝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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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出席“中德高技术对话论坛”并作讲话

德国总统劳会见温家宝

　　无论发展中美关系还是发展中欧关系，都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我们发展中欧关系并不是以美国为前提而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为前提。中欧关系有很多内容是在中美关系中所不能包含的。

　　撰稿／曲力秋(本报驻北京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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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关于欧洲、欧盟和中欧关系的讨论正在中国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中逐渐升温。

　　2004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是一个“欧洲年”。在刚刚过去的四个月里，中欧双方高层领导人开始了有史以来少有的频繁互访。先是胡锦涛主席正月里叩开法国大门，然后是欧委会的普罗迪主席、索拉纳秘书长、拉米贸易委员、费施勒贸易委员和竞争总司长洛维等走马灯式地来华访问。5月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开始了其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的首次访欧。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相互间的需要，中欧关系是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如是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文化更容易与人共处”

　　《新民周刊》：在过去的5年里，中欧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前不久，欧委会主席普罗迪说过这样一句话，“欧中关系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为什么这些年中欧关系发展得这样迅速？

　　周弘：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没有相互间的需要，中欧关系是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的。也就是说发展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而发展对华关系也符合欧洲特别是欧盟的利益，这是中欧发展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双方领导人对于彼此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对方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和对方的合作关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机会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并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些问题。所以从1996年亚欧会议以及1998年中欧高层年度首脑会议以来，中欧双方能够就双方最关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努力解决中欧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障碍，同时把握中欧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就使得这些年中欧关系的发展比较平稳且十分快速。

　　《新民周刊》：中国与欧洲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现在双方对于发展、提升相互间的关系都表现出非常迫切的愿望，这是基于哪些具体的考虑？

　　周弘：中欧之间的相互接近具体来讲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相互间对和平的需要。我们知道，这些年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些很不安定的因素和冲突，地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是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地区，他们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希望周边的环境更加稳定和安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国家，中国要想在20到25年内真正实现小康目标，也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希望和平的欧洲和一个希望和平的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在如何处理国际冲突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相似的观点，譬如说应该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去解决冲突，应该依靠联合国的力量去解决争端，等等。在这样一些事关重大国际安全问题的议题上中欧双方的观点非常相近，这就使得双方能够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二是中欧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它们的强项正是我们的弱项，而我们的强项正是它们的弱项。2003年，欧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今年如果算上欧盟东扩后新增加的10个成员国，欧盟将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最近，商务部有一个测算，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为期不远。另外，欧盟在技术转让方面是中国最主要的伙伴。中国和欧盟都在致力于创造繁荣，希望通过合作达到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中欧在经贸和科学技术领域中这种巨大的合作前景使得双方都迫切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三个因素我认为是中欧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需要。

　　《新民周刊》：这一点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少。

　　周弘：是这样的。美国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有来自很多国家的移民，但这些移民文化到了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就都变成以英语文化为主体的单一文化，所以美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比较偏颇的。欧洲是以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大国集合起来的一个联盟，还有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所以欧盟的这些国家在处理欧盟内部事务的时候，必须要尊重各国的特色，尊重各国的文化，虽然有的时候这种尊重到了让人觉得有些烦琐的地步，譬如说它们所有的官方文件都要翻译成各个成员国的语言，欧盟扩大后，如果坚持这个政策，就要翻译成21国语言。当然，欧盟的成员国和人民也通过这种相互尊重的方式获得了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个人在一起生活和共事、合作的经验。中国的文化也有这样的特色。虽然中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但我们还有藏语、维语、蒙语等，而且我们在多年的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中，一贯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相尊重。

　　从未来世界来看，如果只是用单一的文化去理解世界事务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就会从不理解中产生出误解，从误解中产生冲突，然后再从冲突中产生战争。如果各国从一开始就能够相互尊重的话，那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世界环境是大有裨益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应该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举个例子来说，在人权问题上，欧洲一开始也和美国一样，总是批评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但美国是以一种单边主义的方式批评，而欧洲人则承认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然后他们采取了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这实际上就是文化合作、文化共处的一种模式。

　　《新民周刊》：您是不是觉得和美国文化相比，欧洲文化更具有包容性？

　　周弘：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包容性这个词用得是不是准确还值得商榷。我是在美国留学的，因此我对美国文化的切身了解应该更多一些。但后来我到了欧洲，和很多到那里的美国学生一样，我觉得欧洲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文化更容易与人共处。譬如说法国文化有很鲜明的特色，相对于德国文化，它有一个坚定的内核。它很讲究法语的用词，它不像美国文化那样，什么样的文化到了我这里都能融化，你讲什么样的破英文我都能接纳你。法国文化不是这样，它的特色非常地鲜明，而且他们要极力保护这种特色，德国人、英国人、北欧人也都一样在努力保护他们的民族特色。但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找到了一种文化与文化之间沟通的方式，这种方式你可以说是包容性，但我觉得更应该是共通性。欧洲人有一个比喻，说欧洲的文化就像是马赛克，所谓马赛克就是不同颜色拼起来的材质，但它有凝聚力，不是散沙一盘。欧洲文化正是这样，它不提倡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放弃自己民族原有的特色，不是的，但它能够找到一种黏合剂把大家都粘起来。这种方式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讲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经验。

　　“发展中欧关系并不以美国而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为前提”

　　《新民周刊》：中欧双方越走越近，是不是为了遏制美国在全球一国独大的局面？

　　周弘：不能简单地这样理解。中美关系也在发展，也有人说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想无论发展中美关系还是发展中欧关系，都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所以还是因为相互间有所需要。我们发展中欧关系并不是以美国为前提而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为前提。中欧关系有很多内容是在中美关系中所不能包含的。譬如说，中欧关系的层次非常深，无论你走到甘肃，还是云南甚至西藏，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和欧洲的合作项目在那里，这些合作项目的执行单位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企业或更加基层的机构，领域则涉及技术、政治、文化、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欧盟驻华大使曾经告诉我说他整年都在中国各地旅行，考察欧盟和中国的官方合作项目。像这样深层次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是没有的。再譬如说技术转让，我们知道欧洲对华贸易里面的技术含量要比美国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在这方面确实有优势，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较少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中欧关系是中美关系所不能替代的，它有它自身发展的理由和逻辑。

　　《新民周刊》：可不可以这样说，发展中欧关系比发展中美关系要更容易一些？

　　周弘：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这样理解。中欧之间也不是没有过不愉快的历史，而且中欧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由于在实际合作中欧盟较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在中欧之间没有横亘着一个台湾问题，所以发展和欧洲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关系似乎要更容易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会更难一些。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比较简单的，而欧盟的体制却非常复杂，在经贸问题上，欧盟是统一的，但是在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在外交方面，欧盟还只是一种政府间协商的体制。因此，我们在和欧盟成员国打交道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会告诉你，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很多权利已经转移到了欧洲联盟的层面上了，但是当你去和欧盟谈判的时候，又会发现还有很多权利依旧保留在成员国的层面上。所以，在和欧洲发展合作关系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哪些权利仍保留在成员国，哪些权利已经移交到了欧盟，哪些权利可能就在地区。不仅如此，欧盟的权利分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去年还属于成员国的权利，今年就可能变成欧盟的权利了。这些变化使得我们这些专门研究欧洲的人都感到眼花缭乱，要向公众解释清楚就更加不容易了。有人会问，欧洲的大国关系为什么那么难理解？我说这是因为欧洲的大国是把一部分权利转移给了欧盟，所以它们是欧盟内的大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它们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各自为政。欧洲的国际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中产生了很多对于人类历史来讲都是很新的概念。

　　除此之外，欧洲和美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来自于同一种文明，对于中国文明的了解和理解都比较肤浅、比较皮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批评声音很多，但是理解和诠释的声音却很少。欧美在华关系方面不同的是，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对等合作、对等谈判比较多。

　　《新民周刊》：我们在发展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时，各侧重于哪些内容？

　　周弘：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实力划分是多层次的，在安全领域里是美国独大，但是单靠军事力量是不可能垄断世界的。军事力量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军队能赢得战役，但是未必能赢得战争，更未必能控制住一个地区。所以我们看世界实力的对比，就不能仅仅看军事实力的对比。我们还要看经济实力和其他方面的实力。在经济实力的对比上，欧洲和美国是旗鼓相当的，随着欧洲的发展和欧盟的扩大，欧洲的经济实力可能会超过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在WTO里，欧洲人敢和美国人叫板，为自己的贸易利益和经济利益做辩护、做斗争。再看政治实力，当今国际政治领域里有很多种势力，有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还有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有些国际组织受美国的影响很大，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还有一些国际组织譬如联合国，由于内部构成不同，所以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能够发挥出来。如果把民众动员力、舆论影响力和文化感染力也算进去，那么就可以看到，世界上的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聚合着，发生着影响，美国和欧洲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认识这一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发挥欧美各自的比较优势，让这些优势为我所用。

　　譬如说欧洲在经济、贸易和技术方面都有竞争力，我们就先发展和它的经济贸易关系。由于欧洲在世界政治领域中也有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多边的场合，体现在联合国，在这些方面我们也会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譬如通过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去解决一些国际争端。

　　“我更看好中欧关系”

　　《新民周刊》：有人说中欧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但中美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冲突，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周弘：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美国确实有一些人想把台湾变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但这是不是能代表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它有非常直率、非常宽厚的人民，如果他们了解事实的全部真相，他们未必能认同某些当政者把台湾作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一种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复杂，这是由于它受到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我们先撇开中美关系不谈，中欧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忧虑，但是欧洲国家和欧盟的领导人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海峡两岸的问题，为了欧盟和平和繁荣的根本利益，他们能够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虽然陈水扁当局也力图搞所谓的“过境外交”、“演讲外交”等，但是最终都受到了控制，希望欧盟的新老成员国的领导人和欧盟的领导人能够把这种政策坚持下去。

　　《新民周刊》：您刚刚谈到中欧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主要有哪些？

　　周弘：中欧之间的分歧有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分歧产生在贸易领域。我们知道欧洲是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因为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所以很有竞争力。而欧洲由于经济高度发达，它的社会福利事业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就使得它的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缺乏价格优势。这种状况一方面促使他们要改革自己，减低自己的劳动成本，但这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他们要提高别人的劳动成本，减轻对自己的压力。所以，我们在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来自欧洲的反倾销诉讼非常多，这在我们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保护主义。在政治方面，中欧之间也不是没有分歧。虽然中欧之间能够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但在对话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文明高于我们的文明，他们觉得他们对人权的理解才是先进的，而我们的则是落后的。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里，由于美国因素和美国给欧洲施加的压力，我们和欧洲发展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多障碍。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去年中欧首脑签署了《伽利略计划》，这意味着中欧之间开始排除美国的压力，发展在高科技领域里的合作，这一类的合作对于中国和欧洲，乃至人类的长久和平都是有裨益的。

　　《新民周刊》：中欧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会不会对美国起到制约的作用？

　　周弘：现在大家一谈国际政治就是战略联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战略联盟的理解太简单化了。当前什么叫战略联盟？如果说靠一种力量或一种盟约就能把世界划出阵营来，我认为这是在讲一个世纪以前的状况。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不是这样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力量的对比非常复杂。不是说我和谁结成了战略联盟然后我就竖起了一道铁门，然后我和铁门那边的人就不交往了，现在的世界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今天宣布和欧洲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就可以和美国对抗了，我想欧洲不会这样，中国也不会这样。我们在发展和欧洲之间多层次交往的时候不要忘了欧洲和美国之间同样存在着这些联系。所以世界格局是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你的战略伙伴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赞成你，然后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反对你，不同的国家会根据不同的议题组成不同的联盟。并不是说今天我宣布和谁是战略伙伴，我们之间就成了全天候的朋友，这不是现代的国际政治。

　　当然，如果我们和欧洲之间发展的关系越多，交往的层次越深、内容越充实，对世界和平就越有利。因为这能够为我们在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交往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平等的、多边的、协商的、相互理解的交往方式，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无形的遏制。

　　《新民周刊》：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您更看好哪一种关系？

　　周弘：我更看好中欧关系。中欧关系大有发展，并且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外交领域。在外交领域里中欧关系的发展一定会受到经贸领域里合作的影响，受到我们在民间层面上交往的影响，受到我们在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中合作的影响，只有在这些方面的中欧关系都发展起来了，我们前些年讲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才是充实的。我们现在虽然在某些领域里的合作做得比对美国关系要好，但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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