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张锡磊

　　位处中原腹地的郑州不仅是全国的商品集散地之一，还是著名的商贸城，以30多个区域性批发市场和50多个地方性批发市场为基础，构建起一座新的现代化商贸城市。全国两条重要铁路京广线、陇海线在此交叉，京珠、连霍两条高速也在此交会，交通等优势使得在郑州举办的各种商品交易会、博览会、洽谈会，每年都有上百次之多，使得郑州成为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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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一颗闪亮的明星。其实，商代的郑州也是当时令人瞩目的贸易中心。

　　商代人是生意人的鼻祖

　　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史前和有史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领先地位。商品的价格受地域影响，这就迫使商代人“引重致远”，到外地去买卖物品，靠两地的差价来赚取钱财。由于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郑州自古就处于中国南北、东西交通要道的交会处，中国最早的商业文化便孕育在这里。

　　有人会问：我国历史上的商朝之“商”与商业、商人之“商”为同一个字，其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回答是肯定的。中原是最早出现商品交换的地区。在商代，郑州就以“商城”著称，是我国商贸业的发源地。

　　其实在商代的时候，老祖先就有了自己的商业活动，当然那时的商业活动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规模上都没法跟现在相比。那时商业活动的时间是在农闲时候，交换的内容也仅仅限于吃不完或用不完的产品。

　　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教授李民说，商族人经商在古文献中也多有记载，王亥是商朝建国前的商族领袖，在《周易》中就有“旅人先笑而后啕，丧羊于易”这样的文字。《山海经》对这件事的叙述更为详细，说王亥在有易这个地方贩卖牛羊，被有易国国君杀死，王亥的儿子上夹微听说后，举兵杀死了有易国国君，并灭了有易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商代之前，商族人就开始了贩卖牛羊，和外地人做起了生意。在以后的商代，善于经商的商族人的商业活动自然更加频繁。

　　考古人员在郑州、安阳等地的商代墓穴和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当时并非中原出产的遗物，如新疆的玉，沿海地区才会有的龟、贝、鲟鱼鳞片、海蚌，南方的锡等。李民教授说，关于这些东西的来源大多数人认为来自于当时商的其他方国进贡和商朝对外掠夺性战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东西决不仅仅来源于这两个渠道，其中必然还有是经过商业贸易而得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早商时期炊具“饕餮纹鼎”上就刻有这么一幅图画，为一个人挑着许多当时比较贵重的贝站立在船头，另一个人在划船，形象地反映了商代的行商大贾怀揣“巨款”去外地进行大额贸易的情况。可见当时人们是很会做生意的。

　　贝壳就是商代的钱

　　商代的时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行各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生产某种物品的手工作坊大量出现，从而使交换扩大。随着交换的扩大，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样货币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什么？有历史学家考证说，中国最早是把“豕”(也就是猪)作为货币的。到了夏商时，人们才开始用贝壳作为货币。

　　是什么原因让商代人如此青睐贝壳？贝壳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财富象征的？有经济学家说，商代的商业活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使人们渐渐发现以前的那种以猪、羊或其他物品作为交换中介的方法已经非常不方便了。于是，寻找一种更合适的中介便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这种中介必须具备贵重、难得、携带方便、便于贮存的特点。而对当时来说，贝几乎具备了所有的要求，因此它成为货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海贝是一种暖海中的软体动物，产于沿海地区或更遥远的地方。它对中原人们来说，显得很稀奇和难得。因为它的光洁可爱，最早人们把贝用做装饰品，做成一串一串像今天项链的样子，戴在脖子上。后来，贝因为非常小和坚硬，加上很耐保存和便于携带，所以人们逐渐把它当成一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在商代出土的青铜器中，经常出现“赐贝”和“赏贝”的铭文，并且都是以“朋”作为计算单位的。这些情况和殉贝的现象相互印证，可以说明那时候不仅贝已经作为货币存在了，还用来赏赐下属和有功的人，并且还是以“朋”作为计量单位的。但是一“朋”到底是多少贝，现在考古界还有争议。

　　在郑州早商的墓穴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殉贝的现象，尤其在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墓葬中就发现了随葬的穿孔贝460多枚。从古墓中贝的放置位置来看，多数放在墓中人手中或者含在其嘴中，同后世用玉或铜钱随葬的风俗是相同的。这说明它是财富的象征，可见当时贝已经是一种很贵重的东西。贝作为夏商时期的货币对后世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尤其在语言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把珍贵的物品习惯性地称为“宝贝”，和财富、商业活动有关的文字，往往都包含有贝字，如财富的“财”、贩卖的“贩”、购买的“购”，就连宝贝的“宝”字在繁体字中，下半部也是一个繁体的贝字。

　　后来，由于随着商品贸易的扩大，从外地运进的贝壳并不能充分地满足交易的需要，有的地方就用金属或骨做成贝的形状，当做货币使用。这也是有史书记载的，《管子》中就有成汤时期人们用庄山这个地方的金属做成货币来流通的记载。

　　六条大道通四方

　　最原始的道路，到处长满野草和荆棘，而且中间还会有野兽和毒蛇，非常难走。所以当时人们在出行时往往拿着木棒，一是可以用来探路，二是可以抵御野兽和毒蛇。基本上可以说，木棒是最早的人们可以用到的“交通工具”。

　　到了商代，统治者为了方便对外侵略扩张和对内统治，都很重视交通的发展，这就为巨大交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们不仅注意修整王都内的道路交通，而且开始形成辐射整个统治区域和各小方国的交通网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在著作中说，商代王都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主要有六条：第一条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第二条是通向我国东北地区的，可直接到达辽宁朝阳等地。第三条大道是从安阳通向山东益都的；到山东益都还可通过水路，沿古黄河或济水东行。第四条道路是通往南方湖北、湖南、江西几省的。第五条道路直接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此道能通车辆，绝非小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第六条道路是向西北延伸的干道，是越过太行山的必经之路。商与西北各方国交战时，捷报就是通过这条道路送往商王都的。

　　商代的中原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发达的道路交通网呢？根据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商朝是最典型的手工业发达的朝代，它的青铜铸造业走在世界的前列，而青铜是铜、锡和铝的合金，主要的原料是铜矿和锡矿。就商代而论，在当时的统治中心地带是基本上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么就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运。加上商朝商业非常发达，很多人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这样人们交往和涉足的地域就比以前扩大了很多，从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为发达的交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基础。另外，商代人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建筑技术。这样，有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作为基础、政府的支持作为条件、高超的建筑技术作为保障，打造发达的交通网络也不是难事了。

　　长途运输主要用牛车

　　河南古称“豫州”，现在简称“豫”是有历史根据的，“豫”字从字形上看就像一个人手拿鞭子站在大象旁边，这是因为古河南是产象的主要地区。西周以前的中原地区气候并不像现在这样干燥，冬天也不像现在这样寒冷，那时候的中原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广阔的草原和大面积的沼泽地，气候也比现在湿润。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的北回归线附近的气候很相似，十分适合大象的生存。

　　根据史书记载，商代贵族就有用象祭祀祖先的现象，还有奴隶主把大象驯服后用于战争。商代人对象牙已经有了很好的利用，把象牙做成筷子或其他各种用品，表明当时不仅有野生的象存在，而且还有经过驯化并进行繁殖的象存在。

　　除了象之外，商代的人们还学会了用牛和马做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牛很早的时候就在中原地区被人们饲养，商代的时候被人们普遍作为家畜。当时牛的数量很多，数量一多就显得轻贱了，但由于它荷载能力很强，所以很受当时中下阶层的欢迎。当需要运送长途货物或者是比较笨重的货物时，牛便成了首选。那时牛车的数量非常多，商朝的统治者在发动的战争中，运送战需物资的牛车很多时候都是几十甚至上百辆。

　　牛车尽管力大且能长途运输，但是还是有点笨重，速度也很慢。所以富有的奴隶主往往只会把牛车用来运送较大和较多货物，自己出行基本上都是乘坐更为简便、快捷的马车或单独骑马。骑马应该在马车出现以前，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商代遗址中都发现了马车，既然有了马车，那么商代人骑马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带有羁饰的马。如果单纯的是作为马车动力的话，那么这些马的羁饰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惟一的可能就是当时马除了作为动力外，还作为单骑或战马，而和马一块陪葬的人则是当时的骑兵，也有可能是奴隶主的下属或下人，有的也可能是饲养马匹的奴隶。但不管怎样，商代人有马骑、有马车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当时骑马和乘坐马车的人只是统治者和奴隶主，奴隶和平民是没有这样条件的。马不仅是作为普通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也会成为奴隶主们侵略扩张、攻城略地的工具。从以上各个方面来看，商代社会是比较崇尚骑马的，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所以才会出现单马和战马殉葬的礼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也说，马在当时也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这就是商代高层次社会心态的反馈。

　　三千年前有了“有车一族”

　　商代出现车的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最早的整车，出土于安阳，属商朝晚期，前后发现了54辆。这些车普遍是用马作为动力，大多数都是一辆车配两匹马，车子的主体用木料制作，有两轮一轴，两轮之间的距离在2米以上。当时车的用途分三种：一是作为交通工具，二是作为战车，第三用于狩猎。

　　宋镇豪研究员认为，当时的车大的可以乘坐3人，小的能容纳2人，车厢的前面、还有左右都加有栏杆，只有后面留有缺口，所以乘员是从车后面上车的，因为车比较高，所以在贵族们上车的时候，往往要在地上放一块石几充当阶梯。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乘车的人都是采取跪坐姿势，然后手扶栏杆，以获得最舒适的效果。在车上，主人一般坐在右边，负责驾车的在中间，陪乘的人在左边。实际上，在当时还存在着用牛和其他牲畜拉动的车，这种车主要是被商人用来驮运货物或者是生活水平稍高的平民的出行工具，虽然相对简单和朴素，但是都是很实用的。

　　商代的战车基本构造和奴隶主的马车一样，但由于用于战争，所以更加牢固。在战争中，往往由几辆或者几十辆战车组成一个战车群，尽管还未达到大规模的程度，但战车在当时基本上是最先进的进攻武器了，能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在那时的战斗中，往往拥有战车多的一方是最后的赢家，虽然不一定全部都是战车的功劳，但战车的多少的确是衡量军队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总之，商代的车主要是用于统治者和权贵们的出行游乐、狩猎、对外战争，为政治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少数人，但是车行到的地域，可以相当的遥远，与当时商代交通网络的形成遥相呼应。

　　逆水行舟需用纤夫推船

　　商代的交通是水陆并举，陆路和水路的相交处，水浅的话人们就可以扶着木棍而过，也可以在河道中间垫上石块；还可以搭设桥梁；但是遇到水深而又没有桥的话，就要另想他法了。人们在长时间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发明了很多水路交通工具。

　　宋镇豪研究员称，最早人们用一种叫囊的过河工具。人们把野兽或者家畜的皮剥下来，如果要保证皮的完整性，做成现在布袋一样的东西，然后向里面吹进空气，使其膨胀，扎紧袋口系在腰间，借着它的浮力过河。

　　李民教授说，商代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是舟。其实舟的发明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晚期。独木舟的出现，是造船技术的原始形态，传说舟楫的发明者是黄帝，但是尚无法考证。目前所见最早的舟是山东荣成县毛子沟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独木舟，长3.9米，舟身平面近长方形，底纵剖面呈弧形，是用一段原木刳成，有3舱，舟前翘后重，舱壁外鼓，设计结构合理，已脱离了独木舟的最原始形态。

　　商代有舟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舟不仅仅作为短距离的渡河工具，用于长程的水道航行当早已有之。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在要道和河道交叉处，已经有了政府专设的渡津，相当于现在的码头，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在水浅的河道，如果是顺水的话，当然是很省力的；要是逆水的话，就出现了专门推舟的“纤夫”，这些“纤夫”不是像后来的纤夫一样用绳子拉，而是站在水里用力推。至于遇到水深而又逆水的情况怎么办，这个也无法考证，有很多争议，有人认为那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纤绳；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是弃舟在陆地上行走，那时的舟不是很重，所以舟就由奴隶背着了。

　　宋镇豪认为，商代的舟不仅能作为交通工具，而且还能用于战争。可见当时的舟船已经不再是容量和载量过小的独木舟了，可能是较大且做工较精细的木板船。但是和这种现象相对应的是，在民间，直到商末时期，笨重而结构简单的独木舟仍是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所以舟船也不是一般平民所能够享受到的，更不要说奴隶了。

　　水上航行，从当时的科学和社会条件来看，并不是太容易，加上造一艘船很难，还受很多自然界因素的制约，故商王还确立了一些用船的制度。商王有了自己的“专舟”，又称“王舟”。当时还有专门为商王造船的人，而且除了有“王舟”之外，朝内不同等级的官员还有相应等级的舟船，但不管是什么级别都不可以在质量和规格上超过“王舟”。到了晚商，王朝的舟群都是由商王直接掌握，并设立专职人员去管理。不用的时候，就把舟系于商都附近的河边；用的时候，必须先行占卜，得到商王的允许后才能解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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