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调领导垂范不能与“人治”混为一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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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3日03:45 新京报 | |||||||||
  吕日周梳理长治治理得失，反思一生与权力、媒体及民众关系 2004年2月2日晚上，吕日周在北京台湾饭店与记者 进行第一次对话，检讨在长治治理期间的得失，吕日周
感叹：“在长治，我尽了我的力量。但在历史的长河 中，吕日周的力量很渺小。”本报记者袁凌摄 □本报记者 袁凌 北京、太原 报道 “敢于决策，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是霸道” “当官做事第一，做人是第二位的” 第一次对话 ●时间：2004年2月2日晚 地点：北京台湾饭店618房间 第二次对话 ●时间：2004年2月中旬 地点：太原山西饭店 ●吕日周谈话摘要 当官做事第一，做人是第二位的。 没有权力不能办事情，但是一把手权力大也有弊端，就是当他对民主的认识不到位时，会做出各种错误决策。 我们讲“发动群众”，不是讲“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是为了解决问题。 有些事情一把手要有果断的决策，但果断有些时候可能独断。敢于决策，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是霸道。 我从不认为任何事只有利没有弊，打一仗，杀人三千，自死八百，我就是觉得那样非常有效。 我认为只要一把手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 去年2月，吕日周从长治市委书记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对吕日周职位的变动，有人发出了“恐日周之迟暮”的担忧。一年以来，吕日周在新的地方和职位上情况如何，他的工作作风和内容是否有所变化；临近耳顺之年，强力的媒体人物和政界人物吕日周，对于自己一生与权力、媒体、民众的关系有何思考，他又有什么新的理论？他对自己在长治的作为有何反思和总结？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不能认为权小不能办事 “有实权干大事，有虚权干实事，没权干好事。我现在干的是实事和好事。” 《新京报》：一年前你离开长治的时候，有人觉得你可能就此淡出政治权力中心，并因此发出了“恐日周之迟暮”的担忧。前不久我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也担心现在的吕主席不是以往的吕书记了。但今天我看到的你依旧精力充沛，并未有迟暮之态。 吕日周(以下简称吕)：当市委书记，是一把手，指挥千军万马，责任大，权力大，压力大；到政协后，责任小，任务依旧大，不能把政协当成养老院，不能认为政协权力小就不能办事。 《新京报》：权大权小办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吕：到政协后，我总结了一个三段论：有实权干大事，有虚权干实事，没有权也能办好事。我现在干的是实事和好事。 《新京报》：具体是哪些事情？在政协你分管哪方面工作呢？ 吕：这一年我分管农村工作，抓农民脱困奔小康问题。今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政协组织同志们看了前段时间我们调研拍摄的农村、农民如何穷苦的照片和说明。我们提出“每逢佳节倍思穷”，要求政协每一位同志都到一个穷困户、一个穷单位，解决一个穷问题。这些就是好事。 《新京报》：除了做实事好事，你是否也还在做一些理论方面的事情呢？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理论创新者，一个理论家。这次在长治回访，干部群众最佩服的也就是你的理论能力。 吕：党要求我做实际工作我就做实际工作，(可我)也可以做理论研究。比如我今年给企业家、工厂、农村干部上党课，一年来讲了38天。我还整理出版了一套自选集。此外，我现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做兼职教授，带了几个MPA研究生。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整体，实践必须和理论相结合。实践中有人反对，就得拿理论解决。 《新京报》：也许可以这样说，你现在干的事不比当长治一把手时少。 吕：只要想干事情，可干的太多了。有人只能干有权的事，但实际上没权的人总是多数，而事是多数人做出来的。 《新京报》：多数人做事，一把手有权，是否有一些矛盾之处。 吕：我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中，一把手抓非常重要，没有权力不能办事情。但是一把手权力大也有弊端，就是当他对民主的认识不到位时，会做出各种错误决策。 《新京报》：你觉得你在长治最成功的决策是什么，有没有过决策失误？ 吕：最成功的决策是一去就贯彻三公开五创造，即用人、花钱、重大决策公开；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此外，有三个抓住，即抓住体制、抓住产权、抓住改革。 《新京报》：你如何避免一把手的决策失误？ 吕：所谓集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一个班子的集中，不是一个人的集中。集中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一把手的失误。不可能事事由多数人集中，有些事情一把手要有果断的决策，但果断有些时候可能独断。敢于决策，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是霸道。 《新京报》：在长治回访，我有一个印象，越是普通群众对你的评价越好，官员对你的看法则有某些不一致处，有人总体上肯定你的工作，但也认为你容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 吕：官员评价官员，本身是一个体制性问题，官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当官做事第一，做人是第二位的。 《新京报》：通常的说法，好像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你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含义呢？ 吕：所谓做人，指得到别人尊重、尊敬。我在长治，若是只想做个好人，则无法做事。 发动群众应与“左”分开来 “现在一些人不敢发动群众，似乎一发动就是‘左’”。发动群众又避免“左”，关键在于了解群众。” 《新京报》：你在政协做农村工作，是否也延续了以往的调查研究作风？ 吕：去年一年，我在山西农村一些贫困山区搞调查研究，直接抓30多个县、8个地市。在面上，布置了全面性调查，政协最后形成了一个建议报告给政府，省委书记田成平在3天内就做出了批示，现正在落实。 《新京报》：一年来，你在基层调研的时间大约能占到多大的比例呢？ 吕：去年有个特殊情况，就是非典。除去非典，大约1/3的时间我都在下乡调研。调研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习惯，从调查开始，到读书、总结，是我一生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这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读书、思考并加以理论提高的作风，似乎是毛泽东的传承。有人曾说，你在长治时，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您的著作中也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你个人对毛泽东的感情如何，是否继承了他的一种传统呢？ 吕：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深入基层的方法，与百姓的深厚感情，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个人非常崇敬毛主席，我家里挂满了两个人的像，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申纪兰(长治市的老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他们都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榜样。当然，我对他们的缺点也有所认识。 《新京报》：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这一点来说，缺点在哪里呢？ 吕：发动群众是毛主席的思路，但在1958年，就变成了命令一切，后来发动群众的名声被搞坏了。发动群众应和“左”区分开，现在一些人不敢发动群众，似乎一发动就是“左”。发动群众又避免“左”，关键在于了解群众，把群众吃透了。我们讲“发动群众”，不是讲“群众运动”，发动群众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太多，解决了问题就是成绩。实际上，要解决问题，不靠群众，靠我吕日周，或者靠任何别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京报》：比如——— 吕：比如说在长治，长治的飞速变化，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修三千里路，我吕日周总共只打了两方石头；修八所学校，我的劳动加起来不过半天，而三个农民妇女一晚上就扛了6吨水泥！ 有段时间我很害怕宣传 “我们中国有一种传统，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是对的，我自己也努力在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你一生的事业和仕途，至少从原平开始，似乎是和媒体相伴的。你工作的方式之一也是发动舆论监督。你怎样评价媒体对你事业和仕途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相反呢？ 吕(笑)：媒体是党的一项工作，是一项事业，有它自己的职责。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媒体干的工作和领导干部做的事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记者深入基层调研的条件没有领导干部那么好，但他们总结出来的东西对我很有启示。我非常感谢媒体对我工作的启发。 《新京报》：这次我去长治，见到你表彰过的“人民记者”李慧良，他还非常怀念你主政时期长治的舆论监督氛围。 吕：在长治，新闻工作者是我的眼睛、耳朵和嘴巴。所谓嘴巴，就是说新闻媒体不仅是让我了解情况，获取信息，还是发表意见最便捷的工具。 《新京报》：你除了重视媒体，是否也有害怕媒体宣传的时候呢？比如在原平，媒体的宣传似乎给你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未完)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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