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玻璃手榴弹炸鬼子”

　　记者 王志辉/城市快报

　　20世纪80年代，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血溅津门》风靡大江南北，那一曲嘹亮的战歌，向人们述说了艰苦岁月里，共产党人坚持战斗的壮美诗篇。该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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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就是主要取自冀中第九分区津沽武工队。

　　一个雨后的上午，记者来到了家住河西区的郭发科老人家里。人们也许很难想到，在这栋普通的住宅楼里住着一位当年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敌后武工队员……

　　当年任津沽武工队党支部副书记的郭发科今年已经81岁高龄，但矍铄的精神和健壮的身体却掩盖了他真实的年龄。老人还风趣地说：“和敌人打了那么多年的仗，风餐露宿，却留下了个好身体，哈哈……”

　　津沽武工队＋近郊武工队

　　“队员个个是精英”

　　“当年在津沽大地上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工队，津沽武工队和近郊武工队。这两支武工队就好像两把利刃，深深地插在敌人的心脏里，让敌人终日不得安宁。当时近郊武工队负责津盐公路以西，津沽武工队负责津盐公路以东到塘沽的地区来打击敌人，宣传抗日，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由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没有征粮和运送物资任务，主要就是发动群众，宣传和打击敌人，打游击战。当时我们武工队大约有30多人，几乎全部都是党员，全是各个部队的精锐。”郭发科老人告诉记者。

　　玻璃瓶手榴弹＋火枪

　　“土造武器威力大”

　　当年武工队活跃在敌占区，各种物资补给都很困难，武器弹药的补充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武器不但无法杀敌，更不可能保护自己，武工队员们根据这一形势，开动脑筋，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就这样出现了。

　　“当时，手榴弹可是武工队的宝贝，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用上军工厂生产的手榴弹。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就发明了‘玻璃瓶手榴弹’，在瓶子里装上炸药，使用原始的点火办法来打击敌人。虽然这个比真正的效果要差，但一样可以打敌人个‘满脸花’。”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地笑着。“那个时候我们的装备与日军侵略军相比，可是一天一地，他们是武装到牙齿，而我们甚至还在用火枪。不过，敌人也很怕火枪，那个东西，好家伙，一打就一片铅子，打到人的时候，全身都是伤，也厉害着呢！”

　　老人向记者坦言，那个时候，敌强我弱，与敌人的正面作战不多，主要就是打游击。“那个时候如果与敌人正面作战，我们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敌人人多武器好，我们就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像电影里的地道战、地雷战那样战术咱也打过，只是咱天津由于地形的问题，地道不像电影里的那么好，只能是一个个藏身的掩体。”

　　两把苇缨＋一条麻袋

　　“睡觉钻进麻袋里”

　　“在苇塘里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更加难受。每天太阳刚下山，蚊子就成群地活跃起来，嗡嗡地叫成一片，大个的蚊子简直像个小蜻蜓。这还不算，身下还有不少米粒大的跳蚤，咬人时痒得钻心，严重的还会恶心。由于没有蚊帐，每个战士晚上睡觉时就要手持两把苇缨和一条麻袋。晚上该睡觉了，就把自己的下半身钻进麻袋里，上半身露在外面，手里拿着苇缨子左右拍打着驱赶蚊子。整个晚上几乎都要不停地同蚊子做斗争，只有熬到快天亮时，战士们才能真正睡一会儿。”郭发科回忆起当时的艰苦生活颇为感慨，“现在的生活与那时候没法比啊。”

　　郭发科告诉记者，当年战斗在苇塘里，战士们吃得不错，因为苇塘里除了有鱼、虾、蟹以外，还有一些百姓们提供的粮食。白天做饭怕有烟被敌人发现，只好等到晚上才能做，所以白天大家只好吃些生东西和凉干粮，喝有苇根味的不洁净的坑水，睡在又湿又凉的地方，时间长了，许多同志患了肠炎和痢疾，不少同志从此留下了肠胃病的病根，一生不愈。

　　虽然苇塘生活这样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乐观心态，没有一个逃兵……

　　抗日上演“无间道”

　　老人自豪地说：“那个时候，敌人的据点里除了日本侵略军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伪军，全由汉奸组成，帮助日本侵略军欺负咱百姓。但是我们也利用了这一点，想出了让伪军为我们服务的办法。”

　　“党组织利用一些关系，与伪军的一些人员取得了联系，给他们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取得了一些伪军的信任，让他们帮助我们抗日。除了这些外，武工队还特意派出一些队员，去参加伪军，这样确保敌人在据点里的动静能够及时让武工队知道。”

　　“一般情况下，咱们的人在据点里发现了问题，就会通过住在据点周围的‘堡垒户’把信息传递给武工队。当时传递的时候，用的是‘鸡毛信’，不过信封上是不贴鸡毛的，只是为了表示重要，才起了个‘鸡毛信’的名字！”

　　另外，与郭发科老人同是战友的分区武工队也在大清河附近经常上演“无间道”。敌人把苇塘里这支部队当成眼中钉，多次想消灭他们。一次，日军命令伪军大队长张兰亭(他弟弟张印亭与我军有关系)率队扫荡苇塘。他不敢违令，只好硬着头皮来了个将计就计。他一面派出人给武工队送情报，一面带着队伍搞假清剿，对天放枪并让人喊着自己的名字，抬着补给进入了苇塘，听到喊声后，武工队马上派出人员前去接应。张兰亭十分佩服我军不怕困难坚持革命的精神，他说：“八路军能吃苦，是一伙铁打的汉子，只要是不离开我的防区，给养全由我包了，让你们放心在这里驻扎，日本人也由我来对付。”就这样，日军知道苇塘里有武工队，也只好望塘兴叹，无计可施。

　　敌人对数百平方公里的芦苇绿洲，不知虚实深浅，也不敢贸然进攻。他们以为武工队是由反扫荡中的溃散人员组成的，所以不断派出特务进行策反活动。

　　1943年夏，伪治安军连长张文达谎称要参加抗日，混入武工队，同队员套感情、拉关系。有一天张文达找王林荣聊天，说苇塘里生活艰苦，没有出头之日，不如投敌，王林荣深知张文达不怀好意，为摸清底细，多次找他聊天，证实这家伙正是企图进行策反瓦解我军的奸细。为了提高队员的警惕，并争取伪军，武工队揭露了张文达的阴谋活动，并把他教育了一番，然后释放了，从此敌人再也不敢来了。

　　全歼汉奸“勤农队”

　　日本侵略者对津南地区进行残酷侵略的同时，还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把津南物产———“小站稻”列为军粮以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在小站建立了“米谷统制会”，强行霸占稻农耕地，建立农场，培植汉奸，豢养走狗。当地农民只准种水稻，而禁止吃稻米。

　　“勤农队”是日军建立的一种武装汉奸队，由汉奸、恶棍、地痞、流氓组成。“勤农队”同日军经常是走村串户，搜查农民是否窝藏稻米，是否吃稻米，私自买卖稻米，发现偷吃稻米的农民，就用狼狗咬。有时采取突然袭击方法，把稻农集合起来，让他们喝下日军事先准备好的药水。喝了之后就会呕吐，如发现有吐出稻米的人，当场让狼狗活活咬死。“勤农队”勾结日军残害稻农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津南人民的强烈愤慨。事隔多年谈起此事，郭发科仍是愤慨不已：“简直没有人性可言！”

　　面对日军的残酷统治和疯狂掠夺，武工队决定狠狠打击汉奸队的嚣张气焰。对于当年的活动，郭发科依然记得非常清楚。

　　西小站“勤农队”据点设在甜水井村西北角，防卫十分森严。这天夜里，凉风飕飕，乌云遮月，深夜两点多钟，武工队从甜水井村出发，来到西小站村东的马场碱河沿上，涉水过河。按事先部署，武工队员们悄悄越过护壕，伏在壕沿上，借着风声的掩护，把铁丝网剪开一个大口子。瞭望楼上的哨兵发现有人晃动，“谁！”一声惊叫，连开三枪，突击小组组长边耀祖见敌人哨兵已经发现，随机应变，变偷袭为强攻，他喊了一声“打！”机枪手的机枪对准哨兵开火，敌哨兵应声而倒。

　　西小站的“勤农队”此时一听枪响，一个个马上起床，拿起长短枪，从窗口向外射击。边耀祖一声令下，二十几个手榴弹飞进了“勤农队”据点。随着爆炸声，武工队员跃起，高喊：“冲啊！”借着烟雾冲向敌人，边耀祖带领其他武工队员一起冲杀进去。当小站警备队和大安农场炮楼发现来增援时，武工队已经胜利转移。

　　火烧日军大粮仓

　　日军从津南掠夺来的稻谷，全都存在小站镇东南角碱河北岸上的大粮仓里，储藏量在几百万斤以上。敌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粮仓门口东侧筑一座13米高的炮楼，里面驻有精锐的日军并配有最强的火力，粮库周围的高墙上拦着1米多高的电网，外面有深沟环绕，真可谓是壁垒森严。

　　津南工委根据情报，一致认为：要是强攻难克，只有智取火烧。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冀中军区九分区武工队，也就是郭发科老人所在的津沽武工队。武工队在接到任务后，马上就派出三名队员，化妆成运送稻谷的车把势，再次混进粮仓进行详细周密的侦察，画出了一张草图。

　　郭发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4年冬末的一个深夜。一切准备就绪后，武工队员便在按照拟定的方案，顺利到达了粮仓外面的隐蔽位置。12点刚过，武工队在敌人换岗的时候，出其不意活捉了哨兵，将其嘴封上，绑住手脚，关进一间空房子。队员们飞快地冲进粮仓，迅速把煤油倒在一排排粮垛上，队长一声令下，各处同时点火，火随着风势越烧越猛，浓烟滚滚，粮仓内外一片混乱。武工队员按计划迅速全部撤离。

　　由于河床封冻，无水可取，赶来救火的日伪军只好眼看着大火整整烧了一夜，粮食全部化为灰烬。武工队员们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胜利返回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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