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壬子正月十四(1912年3月2日)，天津老城厢再次经受了重大灾难。面对被抢劫一空的店铺，天津商人果断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用武器保护自己。

　　习武练拳 购买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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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庆隆自保启发津商

　　1912年3月8日，一封来自天津商会的加急电报，摆上了刚刚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的案头。袁世凯低头一看，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电文上写道：“袁大总统公鉴：合埠尚民来称，旧历十四日夜变兵焚掠。居民涂炭，商业荡然，兵之为害匪浅，又有调兵招团谬传，众闻丧胆。切恳面陈直督电禀总统，万勿准行。拟组织每铺出人一名，皆有财产关系，以谋自保。”

　　正月十四的津城劫难，帮助袁世凯在北京做了大总统，但天津的商人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店铺财产损失无数。查点损失之余，商人们发现，在损失最严重的大胡同估衣街，只有一家商号在抢劫中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其他商号被焚掠殆尽时，这家商号竟连“一根针”都没有丢过！这家商号就是久赋盛名的敦庆隆绸缎庄。

　　与周围的绸缎庄、当铺相比较，敦庆隆并不是那种墙高门重的“堡垒式”建筑，其东家也不是权势显赫的人物，为何能够逃过此劫呢？敦庆隆经理宋则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敦庆隆曾经将店内的年轻伙计送入天津体育社习练枪法，而且店内购得几杆长枪。乱兵包围敦庆隆后，伙计向乱兵鸣枪示警。同时店内将烧开的开水灌入救火用的水枪，从楼上向乱兵喷射。乱兵一见，不敢强攻，只好调头去抢劫其他的店铺。”

　　成立不久的天津体育社可是当年天津有名的机构，警察厅长杨以德亲自担任体育社的社长，体育社的成员习武练拳，练习枪法，兼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在杨以德的支持下，俨然成了天津最大的民间“保镖”供应基地。但当时许多商号并不认同体育社的作用，商人到体育社习武的寥若晨星。但这种观念在一夜间改变了。有鉴于兵乱的沉痛教训，众多商人陈请商会会董设立商团，练习枪法，用以自卫。

　　训练店员 统一制服

　　天津商团最早雇保安

　　壬子兵变过后不到一周，由天津商会发起的商团正式对外招生。商团条例草案中规定：商团除保护商场外，不参加其他军事行动；商团团员由各商号选派一人或两人加入，也可以选派16岁至25岁的店员参加系统的军事课程，经过3个学期(6个月)的训练后，由商会颁发证书，可以到任何一个商店任职保卫工作。细想起来，这些拥有毕业证书的店员，与日后出现的商业保安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也可以说，商团的出现，开创了职业保安的先河。

　　既然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队员们必须要有统一的服装。仿照体育社的操练服装，商团制定了统一的样式，而服装的制作，则被敦庆隆抢先一步获得了独家制作权，全套服装报价为白银4两2钱8分。不过，灾后的店铺大多奄奄一息，四两多的白银足够一家大小吃上一个月了。

　　商团服装统一了，接下来最主要的就是购买枪支。到1912年6月时，报名注册参加商团的人员达到429名。商团一边组织分班训练，一边等待购买枪弹的请求得到批准。

　　按照当时的规定，商会购买枪支，必须报明地方官转请巡警、督练两所发给联单，然后到指定的洋商处购买，并由两公所制定管理章程，发交商会遵守。重灾之后，商会购枪自卫的心情岌岌若渴，恨不得立马将所需枪支拿到手中。如果按正常程序，恐怕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不能拿到枪的。

　　时任商会总理、协理的宁世福、吴连元向直隶都督张锡銮提出，天津为通商大埠，畿铺重地，商业林立，需枪必多。如果对商团购买的枪支数量进行限制，恐怕会影响商人尚武的精神。不如变通为随时报明巡警公所立案，直接请发购枪的联单，转交商号，到指定的洋商处购买。将来训练纯熟，不但商业保卫得到解决，而且市面大局也同样得到稳定。张锡銮见到商会的来函，思忖半天，最终批准了这一特事特办的方案。

　　张锡銮批准特事特办一周后，商团所要购买的枪支还是不见踪影。这时，一个不期而至的消息传到商会。“天津藩署从陆军处收回一批枪支子弹，就放在署衙之内。”听说这个消息，商会几位会董连忙向藩署的耿大人写信求援：“举办商团，非枪无以自保，照章购买，一时未能办到。现闻藩署存有收回陆军枪支子弹，特恐空存锈坏，何若借拨商团，以济实用。如能照允，敬祈赐借枪支五百，由敝会编号注册，将来商团解散，即将原借枪支子弹照数奉缴。”至于藩署是否答应商会的请求，则不得而知。

　　政府拨款 放粮赈灾

　　五条建议抚恤灾商

　　兵变发生后，受灾的天津绅商同时成立京津保善后协会，将北京、天津、保定三处受灾的地区联合起来，共同向总统袁世凯提出抗议并要求政府赔偿。3月下旬，袁世凯委任洪恩广为专员，前来天津办理抚恤灾商的善后。

　　大灾过后，天津商会向直隶都督张锡銮提出五条建议，作为灾后紧急应对之策。遭兵匪焚抢后的天津，除被焚房屋尚未查清外，有关银钱、货物、衣具等申报损失的，就达2100余户，损失银1000余万两。全城受灾商民，整日到商会要求如数赔偿，所以政府必须赶快拨出专款救济灾商。另外，受灾的商号原先有的在保险公司上过保险，但受灾后召开保险赔偿会议时，外国保险公司根本不来与会，在灾商急需资金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出面要求外国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灾商中当铺是受灾最严重的行业，老百姓存在当铺中衣物全部被抢烧一光，政府应该借给当铺业20万元，供其周转。受灾的另一个大户是天津的磨房，全城的米面铺被变兵洗劫过后，全都关门闭户，不能继续营业，粮店不开门老百姓就没有粮食吃，商会向张锡銮提出，是否可以借给粮商10万两白银，扶助该行业恢复生机。同时，饥民们空荡荡的肚子可不等人，政府要赶快放粮赈灾。

　　张锡銮批复商会建议时认为，此次商民遭损失的为数太多，应等到有统一的赔偿办法，才能办理赔偿事宜。而索偿保险费事关华洋交涉，应商会函邀洋商到会面议解决，政府不好出面。而向灾商借款，就不太可能，政府没有钱呀。

　　上书总统 要求赔偿

　　商人要钱总统不理

　　虽然老百姓不知道兵变的真正起源，但久与官场打交道的绅商们还是找到了这一事件的关键所在。大总统袁世凯与兵变有脱不了的干系，弥补损失就要找袁世凯赔偿。1912年4月7日，京津保善后协会上书袁世凯，要求袁世凯迅速下令赔偿兵变给商户带来的损失。

　　三地商人在上书中提出：大总统的善后办法虽然有赔偿抚恤的含义，但抚恤的力度只是针对穷苦百姓而设。对于遭受损失巨大的商业来说，那一点钱简直算不上赔偿。如果大的商家不能恢复营业，那么穷苦百姓也就找不到工作，市面当然无法振兴。在庚子之乱以后，天津等地的商业刚刚恢复生机，此次遭受重创令元气大伤，造成这种损失的，则是由于大总统的士兵。原来应当以保卫商民为任务的士兵变成了强盗，责任当然要由政府承担。此外，受损失的商民，有些与洋商有经济往来。受灾后，本地商人即将破产，而洋商所以不急于追偿欠款，也是希望政府有好的处理办法。如果本地商人不能恢复经营而关门破产，洋商肯定不能放弃赔偿欠款，这样造成的损失对于中国的经济打击更大。

　　带着对赔偿的期待，1912年5月，赵毓华、徐延寿两名天津商界代表与北京商会代表到总统府以及国务院投递要求赔偿请求的公呈信函。13日下午4点，袁世凯在总统府接见了各位代表。在言简意赅的简短会谈中，袁世凯对于赔偿没有做任何批示，又将球踢给国务总理唐绍仪，让天津代表找唐绍仪解决。

　　苦等两年 赔款才到

　　等来的竟是几分银子

　　赔偿灾商的口号转眼过去了9个月，在津商望眼欲穿的等待下，1913年1月底，一笔大宗的赔偿款终于到了灾商手中。

　　从直隶交涉公所传来的消息是：“以津市被烧灾商苦累情形。据商务总会呈请设法。准暂由王交涉司(王克敏)筹银五万两，以苏商困，所有此项银两，将来即由恢复码头捐项下归还。”与直隶保商银行协商后，交涉公所借到白银5万两，交给商会赈灾，数量虽然不多，但好歹也算个心意了。

　　1913年3月，担任直隶都督不久的冯国璋又遇到了赔偿的难题。以北洋商学公会、天津城董事会、京津保善后协会联名的抗议信递到了冯国璋手中。

　　三个组织的代表抗议说：“今年(1913)一月，都督大人颁发赔偿银5万两，二月又发银421两，银元13000多元。但这些赔偿款全部被索偿保险会的人领去，然后将这笔钱分给了加入该会的商号。而索偿保险会，全部是由曾经参加火险保险的商号组成，其他没有参加保险的商号一分钱也得不到。可是与这几十家索偿保险会的成员比起来，全市其他受灾的商号才是大多数。现在，索偿保险会与保险公司打官司的钱都是由冯都督命令财政为其负担，但他们受灾的损失只有100万元左右，而全城其他商号的损失在1100万元左右。有这么多的损失都督不给赔偿，反而赔偿那一小部分，实在让商人们伤心。为了表示都督的公平之心，都督应该再拨出50万两白银，作为给全部受灾户的赔偿才是。”

　　看到如此内容的抗议，冯国璋只得露出一脸苦笑，50万两银子，到哪里去找呢？没办法，只好向商会解释一下吧：“卷查前次借拨银两，分给灾商为数无多，已属竭蹶从事。当此财政困难达于极点，虽有抚恤商民之意，现时拮据益甚，实更无此能力另筹巨款博济众商。据称前项赈款，均由索偿保险会向天津商会领去摊分，而未入该会之灾商未受分毫抚恤等语。不知此中原委，并非不一视同仁。”

　　冯国璋几经解释，总算没让商民闹出事端，但赔偿始终没有进展。1914年7月，接任直隶巡按使的朱家宝，拨出一部分资金赔偿遭受壬子兵乱破坏的工业售品总所。按照损失1000两赔偿45两另加13块银洋的比例，工业售品总所中遭受损失的39家商号，平分了总共260两白银以及62.5元银洋的赔偿金。领到赔偿最多的不过40两白银外加11块银洋，最少的才领到5分银子和6分银洋。苦盼了两年多，天津商人等到的赔偿就是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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