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情报站副站长”

　　记者 王志辉/城市快报

　　57年前，天津的地下党曾有这样一支特殊队伍：对外号称“白河部队”，却又不上前线；他们深入敌后，打入敌人心脏，为我军的正面战争提供相应的情报保障，配合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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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准确地歼灭敌人；他们广泛地收集有关天津的战略情报，为解放天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冀东区党委情报处情报站的情报网。

　　斑白的头发，宽大的眼镜，健壮的身躯，勾勒出已年逾八旬的刘明华老人的轮廓。在本报刊出“寻找天津地下党”的启事后，他的大儿子给记者打来电话，讲述其父的许多往事。

　　“组建情报网，我当副站长”

　　“1947年，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冀东军区为解放天津、北平(北京)做好全面准备，指示我们应该及时建立好天津的情报网，以便对敌在天津及附近地区的活动提供准确的数据和情报。冀东军区马上着手组建天津及附近地区的情报网。”刘明华老人对于当时全局情况的介绍，成了他的开场白。

　　“我当时工作的地方，全称叫冀东区党委情报处天津情报站，我任副站长。1947年底，党中央准备解放天津，就由冀东军区二处等几个单位联合组建了京津地区的情报部门，对外我们的称呼是‘白河部队’。所谓‘白河部队’并不像当时的野战军(纵队)，各有各的番号，这是一支特别的部队，一支在第二战线进行战斗的部队，深入敌后，打入敌人的心脏，为我军的正面战争提供相应的保障，配合我军及时准确地歼灭敌人。‘白河部队’这个名字就是根据天津附近的一条河而取的。”

　　“搜集的情报五花八门”

　　“想想那段岁月，自己有时也感慨万千。每天同志们都生活在紧张当中，有时真想上去和敌人正面干一仗，不过，党交给我们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同志们都努力去完成。天津情报站是在1948年1月建立的，广泛地收集有关天津的战略情报，情报人员也相当多。党中央的目的很明确，广泛地收集情报，就是为了更好地为解放天津做准备。全站到1948年8月的时候，总共有情报及相关人员100多人。

　　刘明华老人还告诉记者，天津情报站建立以后，收集到的各方面情报可谓是五花八门，只要是有关天津的情报，就全力搜集。比如天津市场的行情，包括金银的价格、米面的价格、煤炭的价格以及货物的供求情况；各大银行的资金储备、主管人员的政治背景；市内各大工厂的具体运行情况、生产什么、产量有多少、工人的组织情况等等，都在情报站的情报搜索范围之内。至于敌军的军队驻扎状况、武器装备、弹药库的位置等等军事情报更是情报站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搜集到的这些情报，都有力地支持了党中央对天津地区形势和环境的了解。”

　　“当时冀东军区先后组建了天津、北京、唐山、承德、玉(田)宝(坻)、秦皇岛6个情报站，来获得京津及附近地区的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情报，我们站主要负责天津的情报收集工作，负责保护和联络冀东军区在天津的情报人员。”

　　“各行业都有我们的同志”

　　“当时我们执行的是‘派出去，拉过来’的政策，不但要通过关系打入敌伪内部，还要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把一些愿意与我党合作，弃暗投明的敌伪人员策反起义。我们天津情报站当时除了在各个地区的情报人员外，还有20多人在天津的敌伪军队、特务队等心脏部位工作，为我党和部队及时传递情报。他们在平常人眼里，都有敌伪身份，但在我军这边，都是优秀的情报人员。很多人是我们通过工作‘拉过来’的。当时，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我们的同志在为党工作。”

　　刘明华说：“我们在执行‘拉过来’的政策同时，也不断地对敌人进行渗透。当时我们站里有一个名叫冯星洪的共产党员，是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他打入了敌伪的天津河西警察局，并且还通过自己的工作，又在警察局里为党组织发展了新的关系，成为了天津情报站情报来源最多的同志，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他这个‘敌伪警察’，为党的天津情报工作做了不少贡献。由于他的对外身份是伪警察，他就可以进入一些平常人不能去的地区，比如侦察他所在防区内敌人的部署以及驻军的番号和数量，武器、弹药的配备情况，为准备进攻天津的部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另外，他还和敌94军谍报处的一名特务拉上了关系，许多敌人的军事部署也都获得的很及时准确。甚至并不是在他防区范围内的敌人情况，他也能够获得。”

　　处决“双料间谍”

　　“那个时候，敌人也想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经常派一些他们的谍报人员来我们这里。这些情况我们也都掌握，毕竟情报工作是双方谁都不愿意放弃的。当时敌94军谍报处一名姓孟的谍报人员就被我们给处决了。”

　　据刘明华讲，孟某是94军谍报人员的身份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了，但他不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所以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弹药每次都是按提供的数量给他钱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提供的大部分弹药都是打不响的，明显是人为造成。”

　　刘明华告诉记者：“一次，他又为我们提供一批小口径的弹药，有手枪弹和冲锋枪弹，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几乎都打不响。我们就对他采取了措施，把他关押起来。正当我们请求上级，看准备对他如何处理的时候，他从被民兵看守的房子里借‘方便’的时候跑了。我们分兵两路去追，在离关押点不远的河边发现了他因为渡河而弄湿的衣裤。因为当时是冬天，他脱下湿的棉衣裤正躲在一个苇子堆里取暖。他发现我们，就穿着一条内裤继续逃跑。在我们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追赶他的同志就开枪将他击毙。”

　　“我们都是单线联系”

　　刘明华告诉记者，天津情报站从建立之初到天津解放，从没有被敌人破坏过，没有一个情报人员被俘获，没有一条关系中断，在当时严峻的对敌工作中，这都是党组织的严密性创造的最好结果。“当时，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情报人员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有谁在哪个地方为组织服务，只有情报站、党组织知道他们的具体联络方法。”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这条第二战线上，却只有4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情报人员在敌占区都有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在为地下党工作之前都是敌伪的重要部门职员，但他们在被‘拉过来’之前，都是具备争取的对象条件的。”刘明华说，“也正是因为这样，让他们从我们派去的情报工作人员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将给他们带来的光明前途，虽然我们的情报人员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换回的却是他们努力为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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