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遇到灾害，我们都要反思，但为什么每次反思之后，灾害还会降临在我们头上？这次，全世界都看了北京的笑话。”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痛心地说。
金磊认为，防灾减灾是技术问题，但更是理念问题。“去年非典期间，我们曾帮政府研究防灾问题，但至今没有得到回应。”
一是体制建设不顺畅，至今还没有一个综合减灾的管理机构。
早在1991年，日本就成立了东京都防灾中心，该中心担当着全市防灾行动指挥部的作用，针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等灾害，采取有效的应急行动。近年来，为了把首都东京建设成为能够抗拒强灾的城市，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一项称之为“放心居住城市”的计划。纽约市也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应急管理办公室。
去年发生的SARS危机，暴露出北京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不健全的问题。2003年9月14日，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表示，市政府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城市预警系统和应急指挥系统，以防范各类突发事件发生。据称，该应急系统将覆盖全市社会生产和市民生活各方面，涵盖了重大交通事故、消防安全、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反恐与重大刑事案件、安全生产、防震减灾、防汛抗旱等多个应急处置子系统。但这个系统至今还没有建成。
“为什么推进速度这么慢呢？问题可能出在‘属地管理’难于摆平上。”金磊说。
二是城市的减灾对策存在问题。这主要反映在防灾减灾的预案设计不到位。
金磊解释说，现在所有的单一灾害都有预案，但各自的预案往往互相矛盾。防洪避难的预案是让大家往高处走，把避难处设在高架桥上；但地震避难预案又让大家往低处走，忌讳把避难处设在高架桥上。应该提倡交叉研究，单一灾种预案在设计时应该听听其他它灾种防灾专家的意见。
其次，任何一个单一灾种的预案，都应站在全市安全的角度上，看看灾害是否有扩大的趋势，或一个灾害是否会延伸，形成其它灾害，应该将单一的防灾办法纳入整个防灾体系中。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城市这么做。
三是法制建设上，需要制订《城市综合减灾条例》。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谭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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