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年谱·1982年

　　1月1日 会见由财政部长亚拉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我们以往的错误常常是过急，“左”的东西多，不是量力而行，而是超过了客观条件。急着摆脱贫穷落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经验值得总结。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这几年，我们总结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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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不那么急了，发展速度实际上较过去还快些。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调整经济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个新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更广泛的合作领域。过去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不仅仅有“南北”、“东西”问题，还有“南南”合作问题。“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1月11日 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着想和对待这个问题。说什么“统战手法”，我们不搞。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1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他强调：这个问题要涉及几百万人。问题很大。正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他还指出：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于一月十九日把这个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要求认真贯彻落实。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开始进行。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2月3日—11日 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全军绿化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军队在植树造林中，要积极地多做工作，除搞好营区植树造林外，营区外十公里范围内，要与地方共同协商搞好植树造林。”座谈会强调，今年是开展全民植树造林运动的第一年，全军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在植树造林中带个好头。十一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个题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一部分。

　　2月18日 在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搞体制改革。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消除。干部老化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它当作一场革命，当然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人的革命。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算是第一个试验。

　　2月25日 在会见摩洛哥王国首相布阿比德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根本方针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摆脱落后状态。这几年所做的事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见效。特别是在农村效果更显著一些。现在农村扩大农民自主权，提倡责任制，绝大多数地区收入成倍增加。在谈到对外开放问题时说：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主要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资金。但是，贪污、盗窃、贿赂、走私这些资本主义世界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这些事在资本主义世界不奇怪。既然开放，接触多了总会有影响，问题是你能否消除这些影响。这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采取有效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消除这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提倡精神文明，在这方面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要教育我们的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讲礼貌，守纪律，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

　　3月25日 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说：尽管我们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进步，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看不起我们，想欺侮我们，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他还说：中国为推进四化建设，当前正在抓两件大事。一是搞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四化也没有希望。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二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不从严处理，我们的开放政策就不能继续下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提倡精神文明，提倡人民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有些问题很复杂，但是可以解决的。总之，中国的情况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很落后，二是有希望。

　　3月26日 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从你二十三岁小伙子时看到美国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哈默在谈话中提出，中国要把农业搞上去，就必须使用高效肥料。他还就同中国在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合作提出了意见。邓小平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事，特别是肥料。会见哈默后，他对陪同的煤炭部、化工部负责人说：肥料问题很重要。我们落实了农村政策，农业形势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要尽快解决肥料问题。

　　4月6日 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问：我记得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一九九七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一九九七年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问题时，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回答说：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并讲话。指出：《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对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要有足够的估计。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4月16日 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带一个话，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它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关于党与党的关系，他说：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现在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过去的事一风吹。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合适的，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对一个小国，即使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不一定合适，更不用说对发达国家了，那里农村人口只占百分之十几。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己去改正。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

　　5月6日 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向客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型项目。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5月8日 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指出：一九八○年你访华时，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即中美关系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要发展，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中美之间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它是检验中美关系稳固性的准则。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两国关系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与台湾关系法》是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里根政府多次声称，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但这要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来，首先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来，因为这不仅牵扯十亿人民感情，而且是侵犯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在讨论中，你们要求把售台武器问题与台湾海峡局势联系起来，我在访美时曾对参众议员和卡特总统讲过，虽然我们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

　　6月12日 在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时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现在我们可以说能够安下心来搞建设了。搞建设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善于管理企业，一些重大的政策可行不可行、可靠不可靠也还不是完全有把握。但我们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过去好一些了。我们想加快步伐，提高生产发展的速度，所以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会进来一些西方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没有理想，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青年的教育很重要。青年人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是危险的。这是关系到下一代的问题。

　　6月29日 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当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邓小平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

　　7月4日 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最近我有两次讲话，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邓小平就军队体制改革问题着重讲了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7月14日 在林业部党组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 注【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林业部部长杨钟说：小平同志很关心飞播造林，你们要认真抓好。为此，林业部党组作了专题研究，并向国务院作了关于飞播造林情况和设想的报告。】上批示：“每年四千万，为数不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地方做好规划和地面工作，保证质量。这个方针，坚持二十年，可能得到较大实效。

　　7月26日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你们提出一批重大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时间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专人负责包干，充分准备，并且要抓紧。大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不行。企业的技术改造计划要专门搞，这个工作量很大。有些要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方面，因为经验还不多，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提出计划。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与邓小平十月十四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谈话要点整理为一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7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把这两个文件提交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的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少，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些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8月2日 在会见法国外长谢松时说：我们历来欣赏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独立政策。这不是今天说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就是这么评价的。中国也奉行独立政策。我们之间对个别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区别，这没有关系，是正常的，不可能什么都一样。

　　8月6日 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农村政策见效，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农村空前安定。其次，我国在工业、商业等方面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抓能源、交通，也包括通讯、科学和教育。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到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包括对外开放在内的一些政策。我们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力量，也要利用国际力量。我们建国以后长期处于孤立的地位。几乎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现在情况不同了，国际条件不同了，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同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搞四个现代化，基本点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同许多国家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现有的企业。在弗雷泽讲到目前世界经济很不景气时，邓小平说：关于市场问题，国际上有这个问题，中国不担心这个问题，中国有最大的国内市场。

　　8月10日 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在谈到中国的发展目标时说：我们提出二十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本世纪末有了这个基础，再花二三十年可能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不能说超过。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二十年翻两番，十年翻一番，但前十年翻不了一番，因为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前十年要把比例失调解决，搞好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其他方面不可能太快。农业第一靠政策，第二靠科学。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说：精神文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正确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界上腐朽的东西、中国老的东西重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没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行，精神面貌可以直接影响物质。延安时候我们有什么？物质条件很差，就靠精神文明，靠有理想，靠坚强的信念，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有决定意义。

　　8月17日 在中美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发表前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他首先对中美联合公报即将发表表示祝贺。他说：我们很高兴公报的发表。有人把它称为第二个“上海公报”，这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声明，有极大的可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但在执行这一公报中如果出现新的阴影，就会旧话重提。双方都已确定发表这个声明，在声明即将发表时，有些话说一说有好处。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他宣读了致里根总统的口信，并说：我这个人讲话从来不用稿子，但为了郑重其事，这次外交部还是给我写了这么一个稿子，是我的意思就是了。我想讲三点：一、公报只是一个良好的新的开端，但重要的还要看今后美国的实际行动。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规定的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美国本来早就应该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才同意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售台武器能够逐步地但是明显地减少，能够尽早地停止，这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都将有直接关系。二、关于台湾问题，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公报里，中国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决不意味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也决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三、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在两国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8月21日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他说：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中国的对外政策》。

　　9月1日—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一日，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简要地回顾了自中共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后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他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他重申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个开幕词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这次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8日 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尼克松十年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指出：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在谈到不久前发表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时，他指出：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应该冷静地承认，发展两国关系并不是没有障碍，障碍还很多。最大的障碍还不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比这更具有长期影响的还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堵塞这些漏洞。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要做许多事情。中美关系发展，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全球战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方面以及文化、科技合作方面，领域宽得很。关心中美战略关系，热心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人，还要做许多工作。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关系来之不易。我们党的十二大肯定了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美国的关系。但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9月13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作了论述。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他提出，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党章办事。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9月18日 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访问四川，在途中谈话时说：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他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

　　9月22日 从成都返回北京途中，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9月24日 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后，在中国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针对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他说：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9月28日 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当然，中日两国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完全一样。这也是正常的。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还是要在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继续解决发生的问题。在经济合作方面，我们希望能做更多的事。中国有资源，日本有技术，这个合作就了不起。我们历来强调，中日经济合作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种合作单单在政府间还不够，民间也要进行，希望日本政府对民间多做一些工作。

　　9月30日 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现在是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边去，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第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在谈到国内情况时说：实际上我一九七四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十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10月14日 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在谈到科技队伍的管理问题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抓紧解决了。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谈话的要点与邓小平七月二十六日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的一些内容整理为一篇，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10月22日 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指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加强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他还说：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该解决。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0月24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教科书”问题时说：我们为什么对“教科书”问题这么注意？因为在“教科书”问题上有一个教育日本后代的问题。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所以，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

　　10月28日 会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介绍了中国对核武器的政策：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二、达成协议，逐步减少、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邓小平说：我们有一点核武器是为了更有利于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

　　11月15日 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指出：中国正在解决能源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能源方面搞不好就会耽误。所以这次会议对我们很有益处。中国最多的资源第一是水力。第二大资源是煤，但是开采起来要花钱。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这件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情况时，他说：工业方面的改革比农业方面晚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可以说现在才开始。人们头脑里的旧框框太多。但是农业改革会给工业一种启发。拿农业来说，强调了责任制，工业方面凡是向这方面努力强调责任制的，就都见效。我们三中全会强调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我们提出要解放思想，但在当时有股思潮，有些年轻人以为解放思想就是要搞自由化。我们纠正了这种倾向。解放思想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民自己总结：第一靠政策，包括因地制宜，实行自主权、责任制这些政策；第二靠科学。现在看来，我们的政策是对的，要继续贯彻下去。科学方面的潜力很大。中国不管怎样，由于人多，粮食还是首要问题。在谈到世界经济萧条问题时，他说：是不是有一个南北关系问题，就是北方的发达国家和南方一大批穷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不管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这个关系使得富的国家越富，穷的国家越穷。

　　11月20日 在会见泰王国总理炳·廷素拉暖时说：中国同东盟各国搞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长期战略。

　　11月24日 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说：这次会议是五届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五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扩大了，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2月8日 在会见约旦国王塔拉勒时说：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是你们的幸运。但因此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两霸争夺。麻烦和幸运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团结起来。一旦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的挑战，你们那个地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对世界文化作出过伟大贡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剩下的就是友谊、相互支持和合作。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是如此。

　　12月9日 会见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高级顾问、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指出：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正如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时所说的，合乎两国自身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维护和发展这种用十年时间建立的关系，关键是要互相信任。如果出现一些造成彼此不信任的事情，那就很难了。他说：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2月14日 会见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新增选的政协常委马璧 注【马璧原任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回内地定居。】、范寿康 注【范寿康原任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一九八二年从美国回国定居。】。指出：你们的行动要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家总是要统一的，你们带了头，这很重要。你们在内地要交点朋友。我们的风气也变了，过去“左”对交往造成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清理了这方面的错误。讲话不要有什么顾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搞“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台湾讲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有各种解释，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是我们。你们会熟悉建国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熟悉这方面情况很重要，我们走的路是曲折的。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十二大肯定了，现在又体现在宪法中，起码到本世纪末，不会再有波折。人民害怕波折，波折会耽误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现在看来有希望。小的波折还会有，小的错误还会犯，大的波折，大的错误不会有。只要没有大的波折，中小波折没有关系，不会妨碍我们沿这条道路走到底。关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经过仔细研究是可能的。关键是重视科学，肯定这一点，就有希望。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们过去对这个思想理解得很不够。他指出：发展生产力是很重要的革命，改革上层建筑、改革体制也都是革命。体制改革要当成革命来进行。

　　12月15日 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说：中土两国以后要加强交往，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是加强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战略中，土耳其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你们的位置最敏感。从沙俄时代起，土耳其就是沙俄南下的首要目标。你们那个海峡，一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达达尼尔海峡，厉害得很哪！在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

　　12月26日 在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这个批示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植树造林》的第二部分。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