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意愿增强

　　(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20余年，自2001年各地开始修改计生条例，目前已基本修改完毕。但你是否 真正了解，这一次哪些人手中握有了二胎准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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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吴珊发自北京

　　“妈妈，你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小冉半开玩笑地问妈妈，小冉继姐姐之后生于1980年的年末，正是中国的县城 宣传“三胎太多了，二胎刚刚好”到“只生一个好”的过渡阶段。

　　“人总有生老病死，我当初想生你就是为了你们姊妹俩以后在世上互相有个照应。”妈妈何香吟沉吟了一会之后回答 说，“还有些父母想生育二胎，就是养儿防老，降低一胎的风险系数。如果不是政策限制，我想大多数父母应该还是想要第二 个孩子的。”

　　小冉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县城，早在她出生的几年前计划生育政策就开始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宣传落实，但是在县城， 小冉的出生并没有给家人带来开除党籍、撤销工作、上缴罚款等麻烦。

　　“娶妻难”：

　　计生政策后遗症？

　　如果不走出县城，小冉这样的纯女户家庭在2003年或许会享受到一些政府的特别优惠。这年5月，江西省的12 个县市开始了针对解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的“关爱女孩行动”试点，与之毗邻的安徽省的试点县市则早在2002年就率先启 动了这一计划。在安徽怀远县，两女或独女户从女儿出生到出嫁，大约可以得到3万元左右的实惠，其中包括一次性发放扶持 资金2000元，免去农业税、女孩9年义务教育费，免除10年的各项集资款等，这在当地是笔不小的资助。

　　进入2004年，《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研究报告》的出炉，让“3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担心在政策部 门和民间流传。国家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解振明向媒体表示，从2005年开始，随着1985年出生的那批孩子进入 婚龄，性别比偏高造成众多婚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后果将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而英国《卫报》等境外媒体也在7月16日前后 以“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否计生政策后遗症”的类似标题对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提出质疑。

　　针对这个质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新闻发布会上澄清说：“中国从80年代初期所实施的人 口生育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政策而非所谓的‘一孩政策’，因为在部份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充许生育两个甚至三 个孩子，因此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完全与计划生育有关。”

　　计生政策

　　干预生育20年

　　“目前我们的总和生育率是1.8，这就意味着长时间以来，实际上在大多数的地区和家庭实行的并不是一孩的政策 ，而是城市一孩，农村二孩，少数民族地区三孩，有些地区，比如西藏没有限制，所以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根据中国每一个地区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态所确定的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赵白鸽说。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提倡一对夫妇只 生一个孩子，对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而又符合政策规定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对少数民族更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自那时起 ，中国城市对生二胎开始严格控制。

　　“1982年，石城县广播电视局有个无线电技术骨干，因为表现出色，局里准备提为文化教育口子非党人士的副县 级。但是他违反计生政策生育了3胎，结果在县中医院工作的老婆被开除，自己也丢掉了提干的机会，还降了一级工资，但是 那时还没有关于罚款的规定。”何香吟回忆道，那时她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到今天仍在为那个技术员惋惜。

　　王惠是北京人，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94年，她在北京大学下属的一家新疆分公司做会计。“那年年底的克拉 玛依大火烧死了288个孩子，我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带来的灾难。”王惠说。这一年，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相隔不到两年 ，她又生下了自己的儿子。为此，她向北京市计生部门交了2万元钱的罚款。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等同于“一孩政策”，但是“三口之家”从8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为了中国家庭观念中的样板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其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

　　二胎政策“松动”

　　“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均在国家政策原则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之后，各省条例都要与这个‘大法’保持一致，所以自2001年后，各省纷纷开始修改计 划生育条例，目前已经基本修改完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

　　继2003年9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实施之后，今年4月又传来了新颁布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关于生育二胎的种种政策有所“松动”的消息。在上海市的条例中，三种人群再生育规定从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 农业人口；增加了4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同时取消了原有的生育第2个孩子应间隔4年的规定等等。

　　伴随这个消息的，是一项对上海年轻男女的调查。调查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 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对生第二个孩子最感兴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200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曾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开展“城乡居民生育 意愿调查”，并出版了《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一书。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 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有趣的是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多要一个孩子， 其中，49.7%的“爸爸”想要第2个孩子，而“妈妈”有此愿望的只有43.4%。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的建筑承包商梁先生爽朗地称自己为自由职业者，他是个深圳人，太太长年在香港。2001年生 下第一个女儿惠惠后，梁先生和太太一直想再有第二个孩子。“但是太太身体不太好，没法再生第二胎了。我们会考虑再去领 养一个孩子。”梁先生对记者说。

　　按梁先生的话说，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圈子当中，这个圈子由各种自由职业者组成，他们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 ，而且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国家政策因素对生育的阻障。“有个自己做生意的女孩子，老公是个职业艺术家，前段时间到香港去 生二胎，现在应该已经生了。还有个朋友，因为自己和太太没有孩子，前年认养了一个，现在还想继续认养。”梁先生出生四 口之家，几十年不变的兄弟情谊和作为兄长的责任感让他觉得孩子必须有兄弟姐妹。

　　“我在广东一带呆过，周围的朋友都生了多胎，对政策和罚金并不太在乎。我觉得对生命中的东西不应该有外在的畏 惧，但是确实，体制内的人会有所顾忌。”梁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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