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名农民工子女申请资助(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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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4日23:43 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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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之动态·个案调查 “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活动首日报名踊跃，符合条件者可继续提出申请
本报讯昨天上午，7岁的胡玉蕊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十几里外赶到昌平区马池口镇赛伯学校，在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胡父填写了申请资助报名表，渴望能够得到资助，以帮助中断学业1年多的女儿重新回到学校。 昨天是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共同推出的“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的第一天，中国青基会已经接到27名京城的农民工子女的资助申请。另据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介绍，尚有几十名农民工子女的申请材料正在整理中。 胡玉蕊来自内蒙古太仆寺旗，由于干旱等原因，连续几年家里收成甚微。1年前，胡玉蕊从村小学学前班辍学，随母亲来到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胡登云身边。4年前，胡登云来到马池口镇后，一直给村里菜农打短工。胡玉蕊的母亲患有肠结核，每月除了生活费、房租就所剩无几。“天热了，怕孩子妈身体受不了，才买了小电扇。”胡登云说，得知“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这一活动后，便带着女儿赶到学校报名。 据中国青基会提供的材料显示，当天申请资助的农民工子女父母多从事种菜、蒸馒头、建筑、收废品等职业，月收入在200—500元之间。 符合条件者可继续提出申请，相关活动内容请见本报与新浪网。 汇蕾学校家长多数是摊主 该校负责人说，每年都有数十人不能交齐学费 学校档案：该校位于昌平区水屯村，于1997年成立，前后共投资100多万元，占地15亩，学生400余人，有10间标准教室，14位专职老师，收费每学期350-400元不等。 7月23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昌平区水屯村的昌平汇蕾学校。 开学时很难交齐学费 这是一所有着正规办学手续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边上是水屯批发市场，学生家长大多是周边的菜农、小生意人，以及靠买卖废品为生的拾荒者。 该校校长潘兹银说，学生选择打工子女学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公立学校不愿意接收，因为尽管北京市已取消了借读费，但是因为财政上没有补贴，学校怕增加负担，所以不是太愿意接收。其次，外地孩子比较容易受欺负。再者，就是教材方面的差异了，因为北京的教材和全国统一的人教版是不一样的，而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多来自河南、河北和安徽，这些省份大多都是使用全国统一的人教版教材。 潘校长说，学校的边上就是水屯批发市场，里面的摊主大多把孩子放在这所学校。 学费拖欠是一件让潘兹银很苦恼的事情。他说，很少有家长能够在开学初就一次性把学费都交了，每年都有几十个学生不能交齐学费，有的时候对一些家里特别困难的，学生学习还比较努力的，学校商量一下也就给他们免了，以鼓励学生好好学。 现在，最多的一个已经免了2年的学费。 “这里的孩子比较调皮” 和其他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一样，教师的工资并不高。 潘校长说，他们学校的老师，工资一般就在600元左右（食宿学校负责）。 但是这样的工资也并不是每个人能拿到，因为学校还要根据教学质量进行考核。如果一个班学生成绩的不及格率到了一定的比例（一般是20％），那么这个老师当月的工资就要减少一些了。 潘校长说，教学质量在农民工子女学校不好控制，因为一个班学生的水平差异可能很大，有些地方来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基础很差，所以如果运气不好的话，那么这个班的成绩就下来了。不过，潘校长说，为了公平起见，学校会将一些特殊的例子，如刚来的或者是基础特别差的学生，排除在教师的考核指标之外。 相比公立学校，打工学校考核教师的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对学生管理方面，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比较调皮”。潘校长说，有的新老师经验不足的还真管不住这些孩子。 “孩子在这里上学不错” 来自河南的菜农李新说，“孩子在这里上学不错，老师也挺辛苦的。”他说，因为起得早（差不多都要凌晨3、4点），孩子放在家里不放心，再说睡过了上学时间，家长也不知道，所以平常自己起来就把孩子也叫醒送到学校去了。在很多家长看来，学校无疑是个安全的地方。 黄庄学校渴望“身份证” 该校创办人称作为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不能让孩子拿不到合法毕业证 学校档案：总部位于八宝山西南郊苗圃一带，占地20亩，拥有4000多名学生（一个总部及两个分部），号称北京市最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该校于1998年成立。 7月23日，那是一个雨天，记者从八宝山地铁站出来，一路泥泞来到了黄庄学校。 学校坐落在铁路旁边，不时可听到火车的轰鸣。因为学生已经放假回家，细雨和轰鸣声中的学校越发显得宁静。该校创办人陈恩显说，虽然去年建的50余间校舍看上去很新，但其实属于“简易房”。 旧货市场买来课桌椅 黄庄学校有一个大约300米的简易跑道，跑道上没有铺石子，只是有一些沙土，跑道中间是篮球场，另一侧是乒乓球场。校园里的小路两旁摆满了旧的课桌椅。陈恩显说，这些旧的课桌椅有的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有的是公立学校淘汰下来的，打算新学期时给学生们用。 去年春天，因为拆迁，位于石景山的黄庄学校校舍被拆。于是，陈恩显又筹集了120万元，重新在八宝山西南郊苗圃建起了新的校舍，也就是今天的黄庄学校总部。始建于1998年的黄庄学校今天已经拥有4000多名学生（一个总部及两个分部）。但是，这个北京市规模最大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仍然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 “（审批材料）刚报上去，估计快了，前几天，市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了。”陈恩显提起这件事显得非常兴奋，他说，已经看到曙光了。 毕业生无合法证明 陈恩显说，学校从1998年8月18日开始招生，学生数量一直在增加。陈恩显说，到目前为止，投资已经超过了200万，这些钱全是各方筹集来的。现在，为了能够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黄庄学校又在改建校舍，“大概得花四五十万”。 陈恩显说，为了能够“合法”，再花钱也是值得的，“我不能说，我是北京最大的，但是我不合法。我不能让孩子上完几年学，连一张毕业证明都不能给他们”。事实上，从黄庄学校毕业的学生，目前还没有人拿到“合法”的毕业证明。 “我是这个学校的法人代表，但是我的户口还在河南老家。”陈恩显说，在审办条件中规定，法人代表必须具有北京户口，这项要求不切合实际。他说，此次也是在政府和教委的帮助下，才“破格”审办的。 为节省很少组织活动 陈恩显承认，在硬件设施上，农民工子女学校和北京市内的公立小学“差距很大”。 由于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在学校吃午饭，黄庄学校是自己为学生准备午饭，每餐两元钱。如果定制学生营养餐，每餐至少5元。 陈恩显也承认，通常农民工子女学校在素质教育上不能与公立小学相比。陈恩显说，为了节省费用，学校很少组织活动，现在也没有组织任何暑假活动。“他说，学费方面，学生分期交纳学费、少交甚至不交都是常事，学校也要随时准备应付。 陈恩显认为，面对同一个市场，更多的竞争存在于农民工子女学校之间。 渴望得到政府承认 “石景山教委一直给我们很大支持。”陈恩显说，能够被政府接受，对目前尚不“合法”的黄庄学校来说，是期盼已久的。 “我们和公立学校有很多差别，所以希望有关的政策也能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让更多的‘非法’变成‘合法’。”陈恩显说，虽然黄庄学校整体经营状况不错，但是还是有许多同类学校经济困难，仍需政府给予支持。同时，陈恩显认为，现在外来务工子女学校之间竞争因为缺乏有力的管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况，“政府应该及早介入，规范管理”。 最后，陈恩显说，拥有稳定的校舍和合法的身份，是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 活动提醒 受助条件： 1、父母或其中一人在京务工，农业户口；2、随父母进京，家庭有固定的居所，在北京居住1年以上；3、小学学龄阶段，因家庭贫困中途辍学或从未入学；4、本人有强烈的求学愿望，家长积极支持其上学。 申请电话中国青基会（64017545，84038500）； 北京市希望工程捐助中心（66110005，66110002）。 学校名单 通州区七彩小学，电话：81538470（总部）60516927（分部）。 昌平区汇蕾学校，电话：89702467. 昌平赛伯学校，电话：86227645、60758865. 海淀区明圆学校，电话：62899649、62899964. 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电话：88140980. 朝阳区安民小学，电话：64299043. 通州区北神树希望学校，电话：81501779、81502385（办）。 通州立华希望学校，电话：81528665； 通州区自奋希望学校，电话：69513902. A13-15版：采写：本报记者谢言 俊王荟 吴蔚 摄影：本报记者浦峰 薛珺 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之个案调查 “学校能把孩子看好就行” 通州区七彩小学不少家长说最重要的是能有个安全的地方放孩子，能否念好书只能靠孩子自己 学校档案 通州区七彩小学 地点：通州区梨园镇东小马庄开发区第5号院（总部） 规模：还有两个分部，分别位于通州区永顺镇和八里桥 占地：近4亩 学生人数：500人 教职工人数：16个专职教师，60%是退休教师 教学条件：12间标准教室和食堂 班级：加上学前班一共7个年级，4年级以上每个年级一个班， 概况：1999年成立，前后共投资100多万元 收费情况：每人每学期350—400元不等 学校负责人：王占海和妻子罗建美
“打工子弟”的身份让他们住在北京，却又难以融入北京。 来自四川巴中的夏明江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通州区七彩小学上学。他说，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是中午学校能够给孩子管饭，而且晚上有车能够送孩子回去。在他看来，学校能够帮他把孩子看好，他就“放心”了。至于孩子是否能够念好书，夏明江说，那要看孩子自己了。 七彩小学是通州5所具备正规手续的打工子弟学校之一。通州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最多的一个区，除了这5所正规的之外，还有数量不少“不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 收学费时的尴尬 每年都有几十个学生交不了学费，学校不能让孩子退学，只能婉转地提醒家长七彩小学的校长王占海和他爱人罗建美都是原来通州人事局的工作人员，离职后创办了七彩学校，现在有3个校区，梨园镇这个校区是他们学校的总部。 罗建美说，前后一共投资了100多万元的办学款，全部是自筹的。“压力很大”。 她说，由于学校的收入完全是靠学生的学费，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学生的学费交不上。 这里每年都有几十个学生交不了学费，或者是交了一半的，“但是你又不能不让他们上学。”遇到这种情况，罗建美说，只能是想办法婉转地通知学生家长：“您孩子今年的学费还没有交，您看什么时候能够补上？”最长的一个拖了一学年，后来因为学校一直催，“估计家长和孩子也不好意思了，就不来上学了。” 家长们的“放心” 家长都要早出晚归，七彩小学能接送孩子和管饭，这在他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夏明江说，北京的公办学校取消了借读费之后，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太多学费上的优势，以一年级为例，七彩小学的收费一学期370-380元（含书费），和公办的梨园中心小学不相上下。七彩小学的校长王占海也承认这一点。 但夏明江还是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因为在这里比较“放心”。他来北京已经13年了，在通州的一个工厂里面做电焊工，老婆在城里做临时工，两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 在七彩小学（梨园校区）500多名学生的家长中，很多人是在附近以卖菜为生或是做些小生意、拾废品。来自河南的李佳佳和她的哥哥李昆都在这所学校上学，他们的父母在菜市场卖菜，家住高楼金，每天上学如果步行需要30分钟，如果没有校车来接送，父母根本没办法送他们去上学。因为父母往往头一天半夜就要出门进菜，一直忙到第二天晚上七八点才能收工回家。 七彩小学每天早上会有校车去家门口接学生，中午在学校有饭吃（平均一顿2元钱左右），晚上放学了，学校再用校车一个一个地把孩子送回去。其间，学生是不能出校门的。在不少家长看来，有个地方安全地放孩子和能让孩子吃上饭是最重要的。 孩子们的选择 李昆在公办学校里因不懂普通话受欺负，最终还是来到了打工子弟学校李佳佳和李昆的父亲说，外地孩子到了本地学生多的学校里面容易受到欺负，这也是家长们选择打工子弟学校的原因。 李昆的父母刚开始让他上村办的高楼金小学，但是最终李昆还是来到了七彩小学。 因为他在高楼金小学“老师讲课听不懂”。他解释说，“听不懂”的不是讲课的内容，而是老师的“北京普通话”。 来北京之前，李昆在河南老家一直都是是讲方言，不会说普通话，连听也不经常听到。语言成了李昆和本地小朋友沟通的障碍。“刚来的时候，没有人跟我玩儿”，李昆说，“他们欺负我，好几个人”。当时几个不认识的北京孩子拦住他，把他的自行车锁起来，不让他走。回到家后，李昆大哭一场，至今对去年的这场“遭遇”念念不忘。 李昆的姨妈陈贵英说，当时孩子受欺负回家跟大人哭诉，姐夫（孩子的父亲）要去找对方的家长理论，但姐姐给劝住了，“我姐说，人家是本地人，咱们去，吵也吵不过人家，孩子将来还得受委屈。”，她说，“孩子受欺负，大人心里最难受啊。”而在打工子弟学校，“大家都是外地的，就不会欺生”。 教学质量“难以评价” 师资力量差，学生流动性大，层次不一，这使教学质量很难量化除此之外，教材之间的差异也使部分家长选择了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版的教材太简单，孩子回家都跟不上。”家在河南的毛大姐眼中，还是“全国版教材”实在，而且和老家的也一样。她说，以前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时候，成绩也不错，但是回老家就发现给跟不上了，她经过“研究”发现，北京讲究的是素质教育，教材也简单，活动也比较多，但是“在老家不一样啊，将来念书考试毕竟还是要回老家的”，所以，她后来还是决定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去，因为这里用的是“全国版”的教材。 对于学校的教育质量，校长王占海说，现在很难统一量化。这里有16个专职教师，其中60％是退休教师。再加上学生流动性比较大，学生的层次不一样。“我们这里是一年级开始就有英语，但是有的学生5年级来了还没学过英语，学习好的可能这学期开始还在你这个班，但是学期结束就走了，这你就不好去评价人家老师的教学质量。” 王占海说，学校还是给了老师教学指标，在可以测量的范围内作一个评价。 “我们肯定是想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但是从根本上来看，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让孩子有书念，能够受到正常的教育，能够让家长放心。” 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之学校综述 打工子弟学校的漂泊之痛 京城仅11家打工子弟学校合法，首家打工子弟学校11年搬迁10次 引子 11年前，固始籍民办教师张宝贵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北京，办了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11年里这所学校搬迁了10次，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合法身份。 这只是在京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缩影。 他们缺钱，用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寅吃卯粮”；他们缺老师，因此有关部门称“把低素质的人赶走”；而他们最缺的是稳定的校舍。 与此同时，在京农民工子女在不断增多，许多孩子没钱或者没地读书。
7月23日，在海淀东升乡后八家村，穿过一个腥臭的菜市场，拐了一个弯，再拐一个弯。一个捡破烂的中年妇女指着一个大杂院说：“那就是社会中小学。” 社会中小学是北京第一个打工子弟学校。 1993年9月1日，张宝贵在后八家村的一块菜地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但学校一直没有上规模，最多的时候也只有800多人，现在则只剩下不足500人，而一些后建立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规模则达到5000人。 “截止目前，北京市11所打工子弟学校获取了合法办学资格。”7月9日，张宝贵注意到了电视里的这则新闻，但社会中小学并不在这11所之列。 “11年搬了10回，搬一回伤一回，刚垒了一个窝，就拆了，老是折腾，好地方难找哇，很难有什么发展，现在的环境太差了，不好招人。”张宝贵说。 相比而言，海淀行知实验小学的易本耀运气好很多，尽管在过去10年里，行知实验小学也经历了5年的搬迁。 2003年12月12日，该校获取了合法的办学资格。 易本耀说：“和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相比，有一个稳定的地方更重要，哪怕能批个三五亩地踏踏实实干10年也行。” 张宝贵辞职办学 11年前，18个固始籍孩子成为在京念小学的首批打工子弟去年10月1日，张宝贵把学校搬进了现在的这个大杂院儿。当天，足足从院子里运出27卡车垃圾。这是社会中小学第10次搬迁，只剩下不足500学生，而这个数字是维持学校生存的最低底线。 房租合同只签了一年，不远处，一处售价6000多元/平方米的住宅小区已经建成，在下一步开发中，后八家村将整体拆迁。 到那时，张宝贵将不得不第11次搬迁。 而至今，张宝贵还清晰记得11年前社会中小学成立时的情形。 1993年9月1日，在张宝贵租的两间平房里，18个固始籍孩子成为在北京接受小学教育的第一批打工子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些固始人发现捡垃圾比打工赚钱，于是开始了走街串巷。 据了解，目前，10多万固始人几乎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于是，一些固始人的孩子跟随父母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北京。 1993年，在河南固始一所乡村学校教了15年语文的张宝贵辞职了。 由于学生少，并没有人注意到张宝贵和他的这所学校。直到1996年，学校学生达到了300多人。 “没有正式批文” 大年初一，张宝贵赶到学校，却发现桌椅板凳全被烧成灰烬当时，后八家村每年只有不到10个新生儿，这意味着村办小学一年级一个班都招不满。张宝贵说，争夺庞大的固始籍打工子弟，激化了自己和后八家村的矛盾。 1996年下学期，村委会以张宝贵“没有正式批文”为由让张搬走。 21天后，张宝贵在3里之外的清河找到了校舍。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带着300多名学生从后八家村步行赶到学校上课，中午再带回来，吃过午饭后再带到学校去，晚上再带回村。 3个月后，清河以同样的理由让他搬走。 1997年大年初一，张宝贵从老家赶到学校，一进院子，发现桌椅板凳全被烧成灰烬。 张宝贵又折回后八家村，疏通熟人，在一块菜地大棚旁搭起了几间房子。正月十六开学那天，张宝贵正忙着给孩子发书，警察赶了过来，将张在村委会里隔离了一天。 “从此以后一见警察腿就发抖。”张宝贵说。“心想，这下可完了。” 晚上出来后，两个北京电视台记者对他说：“跟警察说好了，你还在村里办。” 对于媒体和学术界，张宝贵心里一直很感激。 两大办学群体形成以易本耀为代表的河南信阳，和以阎登峰为代表的河北张北，两大办学群体逐渐形成西四环五路桥南侧，一批工人正在拆除一个不起眼的院落，这里一个新的小区正在施工。 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不时会专门来这里看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来朝圣的。” 1997年8月20日至今年3月22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这里开办了6年零7个月，创造了打工子弟学校在一个校舍稳定生存的历史记录。 于是，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把这里比作“延安”。 在这6年零7个月里，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海淀、朝阳、丰台等区开办了7所分校，一跃成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标志。也正是在这6年零7个月，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进入了迅速扩张期。 1998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由此前的寥寥几家迅速发展到100多家，2001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有150多所，且以每年15%的比例递增。其中，行知老师或易本耀亲戚出来开办的就有近20所。 北京逐渐形成以易本耀为代表的河南信阳，和以阎登峰为代表的河北张北两大办学群体。 据易本耀介绍，河北张北在京办学人员占总数的3/5以上，但一般都是夫妻俩弄个三四百人，养家糊口即可，担心投入太大被查后一无所有；河南信阳人则不然，他们想通过扩大办学规模，以便在被查处时给政府造成“尾大不掉”的事实。 寅吃卯粮地运转 学费是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惟一收入，这些学校通常采用“寅吃卯粮”的方式运转“打工子弟学校通常采用‘寅吃卯粮’的方式实现运转，行知发挥到了极致。”易本耀说。 收学费是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惟一的收入，光靠教师工资和房租两项就要花去其中的90%，剩下的10%只够办公及各项活动的费用。靠学校食堂和小卖铺以及购买校服等办校人可以有一些赢利，“每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 “寅吃卯粮”是指在开学前，打工子弟学校可以提前预收一些书本、试卷费（行知为60元/生学期，其他学校与此相近），这笔钱往往成为打工子弟学校滚动发展的资金。 1999年行知学生人数为876人，2003年规模达到最大，接近5000人，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 在到达“延安”之前，行知曾3次被迫迁址，孩子们清晰地记得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被带上警车的情景。 “最多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最短的才上半天课就被查处。”易本耀心有余悸地说。 到更远的地方去上学黄庄小学被迫迁至衙门口后，2千多孩子要走更远的路上学2001年11月29日，北京正值大幅度降温。 丰台区卢沟桥乡郑常庄树人小学收到了最后通牒：再不解散就停水停电。11月25日，树人小学所有的课桌椅被强行拉走，一共拉了10卡车。400多名孩子，只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听了一个星期课。 卢沟桥乡文教科负责人称，附近的公立小学将接收这些孩子。但离这里最近的郑常庄小学只能接收40多名孩子。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各区多采取一种模糊态度。 海淀区教委的同志私下里告诉易本耀，“这是替政府在办好事，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先干着，我们等政策。”相比之下，丰台区的态度则强硬许多。 在关停79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同时，丰台区宣布，百所小学为外地在京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腾出1.5万个座位，其中1.1万流动儿童已经入学，4000余名流动儿童正在办理有关入学手续。 每隔30多分钟，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 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北京市目前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石景山区黄庄小学。 黄庄小学1998年建于丰台区长辛店，2001年被迫迁至石景山区衙门口。于是，2000多名居住在丰台区的孩子每天都要乘车到衙门口上学。 京豫陈小学原建于丰台区大红门，1999年被迫迁至大兴西红门，1068名学生中，有近600名是从丰台区追随过去的。 迁到石景山的台京学校，1000多名在校生中，近800人是从丰台区过去的。 上学时候，每天一早，居住在丰台民工集居区的孩子三三两两蹲在站牌下，焦急地等待着校车的到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现象至今如此。 相关数据 24万人 今年7月，北京市教委公布数字显示，2003年底，北京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数量为24万人。目前，已有18万流动人口子女入公办校就读。长期致力于打工子弟学校研究的青年学者金光印指出，这个数字比实际肯定要保守。 9.3％ 2003年底，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公布的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生活的有近2000万流动儿童，失学率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按时入学。 12.5万 据央视称，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已超过500所。按照维持学校生存的最低生额计（500人，生存率按50%），打工子弟学校也有12.5万多农民工子女。 1000元 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家长大多是个体小商贩、清洁工和废品收购人员，每户每月收入1000元的家庭比较普遍，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20%，800-1000元的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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