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紧张关系是我国医疗行业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它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7月29日《南方周末》报道的河南《“冷血医院”内幕调查》以及8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白狼’，已经取代‘白衣天使’成为人们对医生的称呼了……”等文章，更使这一问题的探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引发了人们一些思考。
首先，面对一名生命垂危的“无名氏”男子，河南省某医院先是积极抢救，而后又
将其抛弃，导致其死亡。在这起事件中，该医院及有关人员的错，在于对医生职业伦理的亵渎。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独一无二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替代性，生存权是天赋权利，任何人尤其是医生对生命的神圣应存敬畏之心。我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慈悲”、“仁爱”、“人道主义”、“一心赴救”既是从医者的天条，更是从业的底线！“白衣天使”这个蕴含了极高道德评价的称呼，如今在社会舆论中日渐蒙尘，甚至被演绎成“披着白大褂的狼”(简称“白狼”)，就其根本，就是没能固守这些从业的底线。
不管是营利组织还是非营利组织，都应该有其宗旨并恪守其宗旨。在经营过程中，当逐利和宗旨发生冲突，经济和伦理不能两全时，应以宗旨为最高准则；换言之，冲突决策的依据不是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而是以组织的信条宗旨为依归。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规定了医院的公益性，医院不能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即使是营利性的医院，也必须贯彻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包括公办医院、民营医院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而从理性层面看，如今医患纠纷呈现出增长之势，除医院一方的原因外，还有患者一方与社会方面的原因，比如患者的无理取闹，媒体对一些医疗事故个案的渲染，也使医疗纠纷愈演愈烈。其中，医生往往也成了无援的弱势群体。几经修改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医疗事故中要求医生举证，这种医疗责任举证倒置制度明显是向患者一边倾斜的。其实，患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应对医院和医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多一些理性精神。其一，医患之间不是简单的消费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医患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患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没有赢家；其二，医学是高度复杂的专业，治疗过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疾病的治疗过程始终存在着失败的可能。目前，国内外一致承认的医疗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成功率也仅为75%左右，病人不应该对医疗效果给予过高的期许；其三，由于类似“冷血医院”事件中“无名氏”等病人的各种医疗欠费使医院运转艰难，举步维艰，医院救了没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可当医院难以为继时，谁来救医院？事实上，由于社会医疗保障不完善，现在医院过多地承担了本应由民政或者民间慈善机构承担的责任。
再从体制机制层面看，根本而言，医患紧张关系是由“有限的医疗经费和卫生服务资源”与“日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过度膨胀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医疗制度必须适应社会化方向。必须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真正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行业。通过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建立更有效的新型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从而有效地扩大保健服务面，加大对弱势群体资助的力度，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医疗卫生需求相适应。
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关系，在加大医疗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建立和健全若干配套的长效机制。
1.沟通机制。我们的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不同的群体之间缺乏信赖，过去医生和患者对立甚至对抗的情况以及医院暴力事件，大部分是由于患者或患者家属对医生群体不信任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医患之间的沟通不仅为诊断所必需，也是医院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2.缓冲机制。即便像美国这样医疗很发达，各种调解制度较健全的国度，同样存在医患矛盾，但他们有中介机构的社会工作者专做调解工作，在医患之间建立缓冲带；此外还有很好的法律帮助系统和保险公司，医疗事故经鉴定后，交由法院决定赔偿数额，最后由保险公司处理。
3.风险管理机制。医疗风险管理的关键在于确认事实，而不在于谴责哪一个人；重点在于发现体制上的问题和漏洞，研究医院的管理制度是不是存在不科学的地方，以便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医疗风险管理还要求医疗事故鉴定应设立实效期限，限定医院的赔偿额度，确保赔偿的合理性。
4.淘汰机制。应加大医院之间的有序竞争，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来迫使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使患者减轻负担。此外，还可以考虑实行对医生进行污点记录和吊销执照的惩戒举措。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识别不称职的医生和其他持有开业执照的卫生工作者。数据库中存储的内容包括被吊销执照以及其他重大惩罚，还包括医疗事故的处理和判决结果。(特约撰稿／徐 飞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项目主任，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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