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影片《邓小平-1928》：真实与虚构之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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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4日12:37 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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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中的智慧 伴随着惊险样式的主旋律影片《邓小平·１928》登上银幕，编剧谷白的同名小说也适时地被端上了书架。在这部被称为“惊心动魄的惊险场面和火热的革命激情完美融合”的小说里，依然和电影一样，讲述了邓小平同志1927年底到1928年5月在上海的革命经历。
前英国驻中国大使理查德·伊文(Richard Evans)在他的《邓小平传》(《Deng Xiao Ping and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中写到：“大概因为中共秘书处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邓在日常工作中随时都会碰到危险，因此他的行踪始终都是秘而不宣的。即使在他女儿写的传记中也只是泛泛而谈……” 谷白说，历史的语焉不详正好为小说的惊险样式提供了可以发挥的空间，为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虚构提供了交融的可能性。 凭借对老上海历史的熟稔，谷白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原有剧本的叙事模式和情节构成，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大胆虚构。围绕着国民党意图破坏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这条主线，塑造了反一号曹无容、共产党员薛浦生等带有特定使命的虚构人物。 谷白说，以往对国民党的形象塑造过于类型化、脸谱化，而此次他虚构的曹无容，阴险狡诈的特征始终掩盖在“白面书生”的温和形象之下。在侦破与反侦破的较量中，曹无容自始至终没有和邓小平的正面冲突，但共产党、国民党两种力量的交锋却无时不在。党内出现叛徒、秘密联络机关暴露，每一个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总能“棋高一招”，将曹无容的阴谋识破。 “如果说写曹无容花了三分力气，那么写邓小平则花了我七分以上的力气。曹无容始终处于一种进攻的态势，这样的人物容易出彩；邓小平一直处于防守态势，很多时候他的不作为就是一种作为。邓小平的坚定和勇敢毋庸置疑，我想表现的，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过人智慧。”谷白不讳言，小说中暗含着他对邓小平的个人解读，邓小平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 历史的真实与细节的虚构 历史上关于邓小平在1928年的记载少得可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的《邓小平大事年表》中，关于1928年的记载只有一句话：年初，和张锡瑗结婚。张于1930年病逝。 影片《邓小平·１928》的策划赵奔告诉记者，他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查找到的也都是一些背景资料，并没有邓小平在这一年活动的直接记载。 谷白更是告诉记者，在创作期间，他在一家书店看到厚厚的上、下两册《邓小平全传》，结果翻开一看，传记作者直接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跳到了1929年的百色起义，1928年的邓小平，还是一片空白。 谷白说，《邓小平·１928》中的史料，主要来自于毛毛(邓小平的幼女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是他所能找到的邓小平在1928年的最详细描述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许多地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大量牺牲，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1928年8-9月间，邓小平和李维汉一起从武汉来到上海。12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 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掌握着所有中央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 邓小平曾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的特科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P193-194) 然而就是这两次有史可查的真实事件，并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完整的展现。谷白告诉记者，邓小平的两次遇险经历太相似了，如果完全按照历史的真实反映到书里，反倒给人一种“做戏”的感觉，所以邓小平的第二次遇险，地点变成了咖啡馆，他的消失也更神秘。 时刻与邓小平较量的反一号人物曹无容是影片的一大虚构，谷白说他的原型参考了国民党特务徐恩曾以及许多拥有狡黠智慧的国民党特务。姐夫唐潜叛变的共产党人薛浦生也是为了增加人物张力和情节需要虚构的人物。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代，有着和薛浦生同样经历的共产党人比比皆是，他不过是衬托邓小平大智慧的一个符号而已。 红色婚恋 1928年的邓小平心境是开朗的。一方面，党的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他和张锡瑗结婚了。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毛毛专列一章《张锡瑗妈妈》写到邓小平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婚恋。谷白说，毛毛亲切而又感性的文字让他进入了邓小平充满人情味的精神世界，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想象空间。 “毛毛的这本书我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特别是《张锡瑗妈妈》那一章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谈起张锡瑗，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老人，在回想往事沉思般地说，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张锡瑗有非常深的感情。” 因为这段话，谷白在小说里虚构了邓小平去码头接张锡瑗，并带着她穿越弄堂的细节。“一方面体现邓小平极强的适应能力，刚到上海几个月就对地形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体现出领袖人物作为常人的细微情感。” 谷白说，他从毛毛的书中读到了邓家人对张锡瑗特有的亲切感情，因此毛毛在书中专列一章《张锡瑗妈妈》，并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在他的小说中，对这段红色恋情的描述也充满了革命的温情。 影片《邓小平·１928》的导演李歇浦也说，其实邓小平和张锡瑗的爱情是很朴素的革命爱情，是融入到邓小平整个革命生涯的一段历史。我们不必猎奇，也不必刻意回避。“他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的，当时共产国际在那里培养共产党员，对年轻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共同的信仰和革命追求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影片表现的就是一对恋人在革命。” 令人惋惜的是，张锡瑗，这位和邓小平“相识于国外，结合于白色恐怖的上海，死于难产”的年轻女子，仅仅和邓小平维持了两年的夫妻情缘。 如今，张锡瑗的遗骨安静地躺在上海烈士陵园内。她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镶嵌着她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撰稿／陈 冰(记者)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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