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津涛、林楚方、姜爱荣/北京报道

　　邓小平把成就和难题都留给了继任者。成就是继任者施政的基础，难题是继任者取得新政绩的空间

　　8月5日，深圳莲花山公园的邓小平铜像下，新婚夫妇陈明、李琳琳深深鞠躬并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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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盛开的百合。

　　这对夫妇来自湖南邵阳。深圳10年，从打工妹到花店老板，从乡间泥水匠到大型房地产公司业务经理，他们纪念小平的理由很朴素:没有这位矮个子的老人，他们就不可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就不可能有房、有车，有在深圳牵手的爱──他们很可能还在湖南乡下种田，终老山野。

　　一周之后的8月13日,在邓小平家乡四川省广安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一座新的邓小平铜像揭幕。基座上“邓小平铜像”五个字是江泽民题写的。

　　胡锦涛说，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卓越领导人，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在党内外、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载史册，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在此之前几天,温家宝总理也来到广安,和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民众们一同瞻仰了小平故居,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实际上,进入7月,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便日益推向高潮。其中值得注目的,便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中央党校等相继在宁波、广安、北京等地组织的多个高级别的邓小平理论研讨会。

　　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再次掀起了“推进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讨论热潮。人们看到，邓小平去世7年后，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释放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也反映出人们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强烈期许。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后来，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刻时，他又强调“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加快发展”。

　　25年后的今天，执政党再次面临关键时刻:不但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还必须解决改革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这个时候，怎样看待邓小平的思想遗产，更加成为众所关注的话题。

　　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纪念小平同志，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思想、进一步调动全党、全国人民改革积极性的过程，也是一个破除改革阻力、突破改革僵局、求真务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后邓时代”的难题

　　“邓小平留下的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1997年3月，杨继绳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位新华社高级记者，亲身经历并跟踪采访、深入报道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显然比一般人更有条件记述这场伟大的变革。从1988年起，杨继绳用10年时间写就了上下两册的《邓小平时代》。

　　杨继绳认为，事实上，中国仍在经历着“后邓小平时代”，这个时代始自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至今还在继续。

　　“改革还在沿着这位总设计师画下的蓝图推进，变化的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以及改革进程中暴露出的难题。”他说。

　　“回顾25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几乎每推进一步，结果常常都是忧喜参半，巨大的成就里面总是包含着众多的问题与矛盾。”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伯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忧虑地表示，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的同时，维系人际间交往的信任感却在普遍丧失;大肆鲸吞社会财富的行为和暴发户们的炫耀性消费，愈加凸显弱势群体处境的艰难;通过透支各类资源建成的大大小小政绩工程则加大了发展的成本。

　　“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国企问题、金融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无不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正成为制约深化改革的瓶颈。这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仍在风口浪尖徘徊，在某些方面有陷入僵局的危险。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指出，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不少学者认为，由邓小平在25年前开启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改革必然付出代价，但更要警惕改革成果功亏一篑。

　　“这些难题，有的是在邓小平时代产生的，有的是在后邓小平时代产生的，难题能否解决，决定着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成败。”杨继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改革需要继续推进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众对当前改革发展的突破点的期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抑制拥有权力资本的人巧取豪夺改革发展成果;

　　——下决心整治利用权力与体制缺陷实现个人暴富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

　　——加大新闻舆论和民间对政府行为与经济活动的监督力度;

　　——以社会公正调整不公正的各阶层的利益格局;

　　——切实增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7月1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2004年上半年改革形势分析会，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提出“改革不到位，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

　　迟福林认为,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是中国25年来改革最不成功的地方。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公平问题是改革造成的,“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改革不到位,尤其是政府改革滞后是造成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能把改革的成就估计得过高，因为许多改革还远未到位,有的还没破题,有的还是‘禁区’,尤其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

　　他指出，这一次宏观调控中的很多问题是改革的问题。现在形成的一些社会问题，也与改革进程相关。改革如果能到位，尤其是政府的改革能到位，很多问题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中共中央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金春明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承认邓小平给继任者留下的改革难题，并不妨碍科学、准确地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应该警惕的是，当前存在着阻碍邓小平理论落实的因素。首先就是不能科学地评价邓小平理论。”

　　“一是否定和贬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海外甚至有些人公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另一种极端倾向则是在理论评价上无限拔高、夸大邓小平理论。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历史局限性，这种倾向看起来出于好意，结果却不好。”

　　石仲泉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了另一种危险: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现在有些部门、有些地方，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有些背离，甚至扭曲，并不完全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卢先福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战略家、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把握中国改革方向和目标上始终坚定不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

　　他说，邓小平明确指出过，改革绝不等于改向;改革会有风险，也会有问题出现，“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

　　杨继绳认为，邓小平把成就和难题都留给了继任者。成就是继任者施政的基础，难题是继任者取得新政绩的空间。

　　“解决难题的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逆转改革。”他说。

　　全面科学理解邓小平理论

　　实施科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措施，而这需要打破某些既得利益和旧有观念形成的障碍。

　　陈伯君副院长认为,观察近来中央治理经济“虚热”,一些地方政府博弈中央宏观调控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和江苏铁本事件。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3月份中央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4.8%,仅占总投资的15.9%;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额却增长了60.2%,占到总投资额的84.1%。到6月底,上半年中央项目投资为3370亿元,同比仅增长1.3%，地方项目则达到了18474亿元，增长率达38.5%。

　　这表明，在中央强力调控下，投资增速有所减弱，治理初见成效，但这是在强力行政措施下实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观望心理依然存在。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央已经决定把GDP增速从2003年的9%降为8%，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把增长目标在2003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保持投资增长规模和速度。

　　是什么力量驱使地方官员敢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如此严重地背离“放权”改革初衷、与上下左右“运转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相抗衡的因素呢?

　　陈伯君认为,“投机政绩”是始作俑者。

　　正是这类投机心理作祟,使得一些地方政府以“造福一方”的名义与中央宏观调控进行博弈。一些地方官员,在处理城乡发展问题时,轻视农村建设与发展,偏重城市建设与发展;处理区域发展问题时,轻视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偏重发达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处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轻视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偏重经济增长这个“中心”;处理人与自然问题时,轻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偏重对眼前利益的满足;处理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问题时，轻视对地方企业发展的扶持,偏重招商引资。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阎建琪则认为，目前国内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认为科学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矛盾的。事实上，小平同志在讲经济建设为中心，讲速度时，从来都是和效益挂上钩的，没有效益的速度是不要的。

　　“有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一个中心’的过程中，片面理解，没有把效益、速度和产出结合起来，更没有注意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他说。

　　据原浙江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薛驹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浙江宁波，提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

　　薛驹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在浙江省工作了30余年。

　　薛说，邓小平讲得很全面，人均GDP多少美元只是他谈的其中一个方面。后人把GDP当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和是否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分界线，实际上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一贯思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有用

　　事实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也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难题和经济难题远甚于今。

　　“邓小平是举重若轻，他破解难题的方法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薛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今天继续研究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联系当前的改革现实，进一步将理论深化和具体化。最重要的是如何运用邓小平理论破除当前改革的阻力，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薛驹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邓小平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邓小平作报告从不纯粹讲理论，他的讲话很简单，很有力量，很有用，他的理论文章并不多，但都是针对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前提是一切从‘三个有利于’出发。”

　　“他破除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才有了中国2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发展。”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王伟光认为,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的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了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制度创新

　　原广东省委书记张根生，曾协助谷牧副总理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参与了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

　　“当年我在广东省委工作时也曾执行过错误路线，给人民思想带来过束缚，感触很深。我认为，小平理论还应该是发展的理论。现在的问题是，理论创新做得还不够，理论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指出,一年前,面对1亿农民外出打工,没有人敢回答他们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的问题，直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才明确了这1亿农民就是现代产业工人。类似的问题还有如何利用外资以及如何对待民企等等，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改革的“拦路虎”。

　　石仲泉对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作了分析。他认为,小平的政治遗产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理论。今天来看邓小平理论,更重要的是全面坚持和继承的问题,是如何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加以发展的问题。

　　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搞运动，也不是搞一阵子就过去了，而应该是执政党的一种经常性思想方法，只要中国共产党人还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他说，这八个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需要。

　　他指出，邓小平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是更主要的是贯彻落实。

　　“中国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还需要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后两个方面跟不上，理论创新就是空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石仲泉说。

　　执政能力成为焦点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凸显出其紧迫性。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当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指出，“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子平认为，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执政能力这一概念，也没有明确就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要求，但他提出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和要求，都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一前提，以执政党更好地执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的新的要求。

　　“邓小平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已经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途径和措施，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扩大党内民主。”赵子平说。

　　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向政治局提出退休之时，同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谈到“班子要搞好，关键要形成集体领导”。

　　石仲泉认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把邓小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及执政能力建设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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