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见，我们改版了。

　　编辑让我在这里写几句话，交待改版的理由。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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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逢邓小平百年诞辰，本期做了一个专题，主题自然是谈改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改变之一，即中国的改革开放。

　　其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周瑞金专访。

　　话说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途迷茫，老报人周瑞金组织同仁以“皇甫平”为名大声疾呼思想解放，力主市场经济。

　　抚今追昔，他说，中国今天面临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那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早就说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想到哈耶克。

　　这位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学者，他用观念拓宽了人类自由的边界。

　　而他的思想历程发生过有趣的改变。

　　当他因为经济学的成就而摘取诺贝尔桂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从纯粹的经济学家转变为政治哲学家。

　　他认为经济活动发生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其解决之道在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信仰体系。

　　他说，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而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影响，改变，是我们，每一个新闻人的梦想。

　　我们的每一次改版，都希望离这个梦想更近一步。

　　方向更准确，方法更正确。

　　因为有不变，所以要改变，是我们的方法论。

　　下面两句是对这个方法论的阐释：

　　不变的是我们的头脑：如若没有批评，赞美则无意义；

　　改变的是我们的目光：如果没有赞美，批评则无根基。

　　这句话抄袭自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那里每天印着一个法国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朋友把它翻译给我，那就是——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翻译朋友提醒我说，《费加罗报》是一份右派报纸。

　　我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改变了说法，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论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大众传媒，我们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里成长，在时代的现实空间寻求改变。

　　西方的左右之分，在我们这里没有可比之处。

　　他们保守的右派，往往是我们激进分子的榜样。

　　他们自由的左派，往往是我们因循守旧的借口。

　　甘阳先生“将错就错”，很中国地引用了《诗经》来谈论左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并总结说，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无不可。

　　我们未必是君子，但我们是新闻人。

　　我们未必分左右，但我们看事实。

　　观察，然后报道。

　　批评，而且赞美。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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