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名供销科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条子。

　　●之后他又成为一位食品公司经理，曾成功“引进”了济南第一桶扎啤酒，从此开创了济南保鲜啤酒市场的新天地。

　　●告别工作岗位时，岁月已在他的脸上刻下了皱纹，也留下了起伏跌宕的时代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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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出场人物：朱光发

　　出生时间： 1950年6月

　　命运转折模式：劳动标兵—供销科长—公司经理—自由职业者

　　目前状况：与人合作经营自行车、电动车

　　忙碌岁月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有权力的人又是怎样分配“计划”的？对于这些问题，一位老供销科长是有发言权的。

　　1977年初，曾在济南肉联厂有过一段工作经历的朱光发，从部队复员了，他没有做别的选择，而是再次回到肉联厂。这一年他27岁。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两年之后，肉联厂成立罐头分厂，朱光发成为一名采购员。 “那时候无论采购什么东西都要托关系，我们自己有罐头，是送礼的好东西，我们就拿着它送礼，这样就可以换回我们需要的产品。不只是买那些机器、设备等大件需要送礼，连捆罐头的皮带、装罐头的箱子也要找关系、托熟人。”

　　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改革开放”已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但此时的济南食品行业依然是固若金汤，没有任何松动。肉票、粮票、蛋票、油票是济南人再熟悉不过的字眼，“一个月多少斤粮、多少斤油”是那时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而罐头当然更是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弄到。“我们生产的罐头主要用于出口，但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部分残次品，可以对内销售。而这部分罐头才是有关系的人争夺的焦点。”

　　1981年，因成绩突出，朱光发成为党支部委员，开始从事政工工作。两年后，朱光发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之后又任分厂机关党支部书记，兼任供销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这一阶段，或许是朱光发最为忙碌的时期。“印象中，那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批条子，为了处理这些条子，甚至有时候要加班加点。”朱光发说。

　　当时济南肉联厂处于计划经济状态，因此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丝毫不用担心市场竞争或者发展。事实上，不但没有竞争，那时候许多人都是踏破门槛，求着肉联厂提供一点货。

　　朱光发所在的罐头分厂的供销科共有26人，一个采购组、一个销售组、四个仓库，算是比较庞大的科室了。“各个单位进多少货都需要领导统一分配，如果想要增加，则需要通过关系批条子。”回忆起当年岁月，朱光发感慨不已，“那是一个忙碌但又不用操心的年代，确切地说属于瞎忙，因为在衣食住行方面，人的调节能力远远不如市场的调节。但是那时候根本没有市场的概念，人们只知道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不计划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作用。”

　　在回答“什么样的条子能够批下来，什么样的批不下来时”，朱光发说：“基本上依靠政府部门领导指令，或者依据各单位关系亲疏情况、部门利益关系等等。”一般老百姓能不能递上个条子并获得批准呢？答案是否定的。“一般老百姓只能凭票购买，额外的食品一点也没有，除非有相当‘硬’的关系。所以，当年的那种经济运行模式有很多弊端，最明显的就是走后门搞关系，这成了企业生产的一块重要工作。”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8年，抢购风刮到了济南，生活日用品大幅涨价，食品部门再次紧俏了一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青岛糖酒站的人到济南来买罐头，他们带着青岛啤酒、烟台苹果等紧俏商品，有了这些东西送礼，因此很容易就买到了大批罐头，回到青岛之后一转手，就大赚了一笔。当时我所在的厂也曾用罐头跑关系，弄到10台洗衣机，转手卖掉之后，厂里也赚了一笔。”

　　抢购风潮过后，大家的消费观念恢复理性。很快，中国食品业放开，油票、肉票、蛋票等统统取消，凭票供应的历史结束了。

　　市场浮沉

　　1993年，济南肉联厂与食品公司分开经营(两单位曾在1990年合并成立食品集团)，朱光发转到食品公司工作。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要，食品公司成立了食品酒水公司，经营水产品、肉食、酒水等，新公司采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式运行。看到市场发展前景的朱光发决定到新公司大干一场。于是，他放弃了在原单位诱人的福利待遇，到酒水公司担任起经理的重任。

　　“从肉联厂供销部门到酒水公司，尽管时间跨度不大，地点距离也不远，但其中的变化是巨大的。在供销科的时候，有人送烟送酒，中午晚上有人请客吃饭，整天拿支笔签字就行，什么销路、什么市场一概不用管。而到了酒水公司以后正好反过来了，要给别人送烟送酒，要请别人吃饭，为了打开销路，经常茶饭不思。这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市场、考虑销售了。”说起当年的变化，朱光发的感受无疑是深刻的。

　　食品酒水公司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是在当年4月份，朱光发和他的同事从北京购进一批果茶，然后分配给职工外出销售。国有企业的工人当惯了“老大哥”，很多人一时间很难接受“销售员”的新身份。但是市场是残酷的，不出去跑就会坐以待毙、只要出去跑就总会有所收获。一段时间下来，果茶销出去了，资金收回来了，他们有了第一笔收入。

　　“那时候，我们公司员工每个月大概能有二三百元的工资，而在老厂不愿动的人，经常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朱光发和他的同事们初次尝到了市场给予他们的甜美馈赠。

　　1994年，济南的食品市场越来越开放，而老百姓手里的余钱也越来也多了。盛夏之夜，很多人走上街头，找个小饭馆一坐，叫上一两碗散装啤酒是非常惬意的。那时的散装啤酒都是使用铁桶装盛的，用碗卖，每碗一块钱，而在青岛，已经出现了保鲜桶。

　　“用铁桶装啤酒无法保持啤酒的新鲜，而用保鲜桶装啤酒，就相当于在酒厂第一时间喝啤酒了。”朱光发这样解释保鲜桶与铁桶的差别。

　　看准了扎啤前景以后，朱光发决定把保鲜桶引进到济南。随后，他到了大连、青岛、石家庄等地进行考察，在研究了这些城市的扎啤酒状况之后，他更有信心了。他告诉记者：“济南是个火炉城市，比其他城市更需要保鲜啤酒，而且扎啤的价格比瓶装啤酒便宜，更容易被市场认可。”

　　1995年4月，朱光发开始着手联系济南的啤酒厂，最终只有黄台啤酒厂表示愿意合作。接着朱光发以每个562元的价格从青岛一个保鲜桶厂拉来82个保鲜桶，当天灌上了啤酒。

　　此后，在试销阶段，朱光发把这些保鲜桶送到了济南各酒店，供客人免费试用。但由于市民对保鲜桶还一无所知，所以市场销路并不尽如人意。一个月下来，朱光发赔了6000多元。这一问题使他意识到要打开市场，必须先打开人们的意识。于是他借来4万元，在济南的报纸上打出了第一条扎啤酒广告。

　　三天后，人们开始抢购扎啤。82个桶很快被租赁一空，朱光发又到青岛引进了1200个，回来后又被租赁一空。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的位于胜利大街的酒水公司门口车水马龙，每天都有人蹬着三轮车或开着小货车到那里租赁保鲜桶。一时间，大街小巷的酒店饭馆都有了用保鲜桶装盛的扎啤酒，连当时一位副省长都忍不住到乐山小区品尝了一番。

　　记者对话朱光发

　　50多年的时间里，他招过工，当过兵，干过供销，跑过市场。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没有选择民营经济，也没有像一些人的选择那样，成立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名腰缠万贯的大款，然而，他那丰富的阅历同样是一笔财富。

　　朱光发：尽管是自负盈亏，但酒水公司仍然是食品公司的下属单位，还是属于国有。那时候我们没有民营的概念，没有想过自己搞公司。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食品公司更早、更彻底地走向市场，是不是会走得更远一些？

　　朱光发：那是肯定的。当时的体制是时代造就的，如果当时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解决得更早一些，那么这些企业都可以变得更为强大。

　　记者：您是什么时间离开酒水公司的？

　　朱光发：2000年，因为身体以及公司变动等因素，我办理了内退，离开了食品公司以及酒水公司。

　　记者：远离了市场，您是不是就此闲下来了？

　　朱光发：没有。打拚市场的经历让我又搞了几个项目。当超市在济南刚刚开始发展时，我和别人一起，搞了个小型超市，那是较早的私营超市。但是因为管理不善，这一超市经营不久就关闭了。

　　记者：超市关闭应该算是一次失败，这次失败是不是刹住了您打拚市场的爱好？

　　朱光发：也没有。2001年上半年，一个亲戚开始搞自行车代理，我就加盟进来，和他一起经营电动车。那时电动自行车刚刚起步，他取得了“邦德电动车”在济南的经营权，经过几年的市场推广，邦德电动车在济南已经有了6个店，一年销售3000多辆。

　　记者：如果体制意识再强一些，凭借您多年的积累，应该也可以小有成就，但是现在的状况或许并不尽如人意，是吗？

　　朱光发：我已经习惯了工作，而且是习惯了很努力地工作。1968年工厂招工，我到肉联厂当临时工，那时候干活很卖力，被称为“小老虎”，大家都说：“老将鲁秀兰，小将朱光发”，我也经常获得厂里表彰。后来无论在哪个单位，我工作一直很努力，包括现在。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生活不会亏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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