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版改革开放词典:有这些话才有今天的中国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关于邓小平的各种回忆、纪念文章和相关报道，已陆续见于报端。今天，我们推出的，是邓本人在改革开放20年里对一些事情说过的一些话，发表的一些意见。这些话，直接改变了20世纪末的中国，它们的影响力，持续至今。

　　这些话为正史所载，不是回忆，不是演绎，不是“私人历史”。正因此，它们的价值，在越来越多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心中，尤其彰显，并值得回味，可作改革开放词

典看待。

　　1.【黑体字】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对方毅副总理说。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在1977年5月，第三次复出两个月以前，邓小平就跟王震、邓力群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话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话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话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邓小平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他的女儿最近也说，她爸爸从来就不是神，所以没有“走向神坛”的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的领袖都不再是神。北方农民一般称呼他“老邓”。我们今天纪念他，也没把他当成一尊神来纪念。

　　2.【黄猫黑猫】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1978年11月，邓小平对谭震林应《红旗》杂志约稿撰写又遭拒登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做出批示。

　　邓小平1977年7月以73岁的高龄复出，开始其辉煌的古稀岁月。

　　邓小平一贯主张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但这一次直接介入当时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见他遇到了大的阻力，不如此就无法前行。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的思想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已形成多年。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就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3.【公布粮食产量】

　　同意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关于在新闻报道中“改变过去不公布粮食产量数字的做法，公开公布粮食产量的具体数字”的请示报告。

　　———1978年12月

　　粮食曾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今天也是“之一”)，所以产量和核弹头数量一样严格保密。其实那时，几乎没什么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是不保密的。

　　邓小平1962年7月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给大家交代过一次粮食产量数字：“一九五七年时，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去年是二千九百亿斤，今年不晓得能不能搞到三千亿斤。”这样见不得人的数字，不保密行吗？邓小平这篇话讲过没两天，上边就传下话来：不准传达！

　　粮食产量保密的时候，大家老挨饿。后来不保密了，粮食却吃不完了。

　　4.【毛主席像】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有，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敬。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究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还要保留下去”。

　　这个问题也是邓小平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推翻“两个凡是”，就无法解释自己的复出。不总结过去，就找不到自己的坐标，就难以明确自己未来的路径，于是有了其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市场经济】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

　　其实，关于市场经济，关于非国有经济成分，在邓小平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条条框框。

　　1940年4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干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以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在1944年12月太行区第一届英模表彰会上，邓小平的话更明确：“要把扶助贫农、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延安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时期。这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邓小平把共产党人临时的、权宜的措施变成了常规的政策，并形成了理论。

　　6.【党政分开】

　　管理权力下放，涉及厂长负责制。现在中国环节多，有些行政公司要改，不搞厂长负责制不行。要搞负责制，首先厂长要负起责任，要明确企业的第一把手是厂长。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这两条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厂长负责制不要只是试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汇报工作。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厂长承包制开始的，当时最有名的是马胜利。1984年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

　　在国企里，能人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过去说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现了计划体制的特点。后来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后来，厂长上面的帽子没有了，党政分开了，党委这个战斗堡垒变成监督保障机构了。再再后来，是党管干部。

　　至今，党政、政企分开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安徽芜湖市委书记兼任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公开秘密，还嘻嘻哈哈地出现了艺人牛群出任蒙城县副县长的正经儿戏。

　　7.【大包干】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

　　此次谈话前，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一年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要推动一下农村改革。

　　正是在邓小平这次谈话的推动下，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省和四川省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如今农村的情形是，土地的承包，责权利的明确，在促进农业大发展之后，又到了另一个坎儿：如何在市场的规则下，以经济利益和经济手段构建新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发展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利益。

　　8.【雇工问题】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及信。

　　对于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教育的中国公众来说，雇工问题确实敏感。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

　　在雇工问题上，体现了邓小平对看不清的事“不争论”的作风。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提到现行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

　　其实，邓小平未必看不清，未必心里没有准主意，以他的性格，是可以雷霆万钧的。1961年4月，邓小平到北京顺义调查，在一个社队干部会上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管以前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当时，邓小平在中央领导里只排在第六七位。

　　9.【第一生产力】

　　一定要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政治学习的内容要精简，特别要反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要大力提倡学术讨论和交流。各种学报和刊物，都是交流的场所，还要召开学术讨论会。要允许犯错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话。

　　———1977年11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

　　1978年的明星是谁？是陈景润，那个攀登“1＋1”高峰的数学家。捧星者中，有邓小平。当年的12月，在邓小平的直接督促下，中国仓促地恢复了高考。邓小平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见邓小平之心急。

　　当时的气氛，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在外兼职，愣被判入大狱(后平反)。直到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还就此事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

　　时至今日，上层不会再发类似文件了，甚至管理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本事，都可以满中国满世界地赚钱，自己奖励自己，联想柳传志、网易丁磊、用友王文京、盛大陈天桥都是自我奖励的科技人员好榜样。有点遗憾的是，社会科学界的好榜样少了点。

　　10.【外资】

　　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阅荣毅仁来信。信中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成就中，外资的功绩甚大，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

　　中国得到的第一笔西方外资是1973年冬，英国、法国和前西德提供了一笔43亿美元贷款，主要用于引进武钢一米七轧机。其后，外资进入极缓慢。1981年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中国在其后的12个月内换取4.5亿个特别提款单位，以支持中国政府1981年经济调整计划。

　　但是，这两笔资金政府色彩浓厚，要想吸引大量境外商业资本，急需搞好投资环境，其中包括法制环境。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立法，邓小平当然有重要的一票。

　　11.【裁军】

　　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应都很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多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决心：裁军。邓小平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刚刚阅完兵就裁军。据传，邓小平说，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1985年6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裁军100万，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11个大军区减为7个。

　　12.【一国两制】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相比，邓小平更硬。

　　但邓小平也明确地表示：“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6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船王包玉刚，说：“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不会在香港这么做，对能否实行一国两制总是会有人担心的，其实用不着担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会不讲信用的。”显然，邓小平期望通过包玉刚做香港的工作。

　　邓小平给足了包玉刚面子。1985年10月25日，邓小平和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谷牧等出席包玉刚的北京兆龙饭店落成典礼。此前，邓小平还为兆龙饭店题名。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令人唏嘘。

　　13.【台湾问题】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蒋经国身体不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我们主张一个中国，蒋经国也主张一个中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和谈的基础。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实在不行，也只好动武。我们不能承诺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台湾出现独立怎么办？台湾永不和谈怎么办？台湾出现外国军队、外国力量占领又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承诺不用武力！

　　———1985年5月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到台湾问题，后被概括为“邓六条”：“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邓小平已料到蒋经国之后台湾局面的复杂，果然李登辉、陈水扁越走越远。

　　2004年7月28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大陆不会为办奥运而容忍台独。

　　14.【四项基本原则】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心中的底线。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谈到：“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30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15.【对外开放】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八九”风波后，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通过频繁地会见外国人士和书信交流，邓小平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坚定的原则性。

　　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说：“他们(指西方国家)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试图消除西方的经济制裁。1990年1月在上海过春节期间，邓小平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也许这就是1990年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突然对外宣布年内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在当年12月19日建成的背景。事实上，很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比如物价，是在“八九”风波以后完成或推开的。

　　16.【发展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八九”风波后经济骤冷，邓小平为中国可能错过发展机遇而忧虑，尤其担心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经济运行，遂有南巡讲话，有“发展是硬道理”之说。经济是一头很难驾驭的骡子。此后经济由冷骤热，有1993年年中的整顿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软着陆，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从1998年开始连续五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25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上了几个台阶，但发展中的问题在促使今人探索一条快速、平衡、可持续的中国发展之路。

　　17.【干部退休】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我最近处理问题有点急，这是老年人心态，今后不宜再过问政治问题。

　　———1993年11月11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西雅图会议和香港问题。

　　邓小平是1989年11月9日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至此，邓小平成为一介老百姓。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和弟弟邓垦谈到：“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主张干部退休由来已久。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1957年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退休制度总得想个办法建立起来，长期不解决不行。1965年11月，邓小平要求中央组织部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主持干部退休安置工作，各省也要搞，然后地委搞，把退下来的老同志安排好。结果，真正实行干部退休还是在邓小平任上，邓小平本人身体力行。

　　18. 【不致开幕词】

　　不致开幕词，因为没有必要，无话可讲，但我可主持会议。

　　———198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审阅政协一份报告上批示。

　　邓小平的女儿问父亲，长征中你干了什么？答：“跟着走。”

　　1978年10月在日本参观一家汽车工厂，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1984年10月4日，在一份工资制度改革文件上批示：“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份澳大利亚公民苏珊继续要求与中国一公民结婚的报告上批示：“很赞成。”

　　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旅游，给当地干部指点“钱”图：“公园要卖门票，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如今，中外婚姻不会再托人请首长批准了，而让老外多掏门票钱，有点违背WTO的国民待遇精神。

　　但凡有一点虚荣或自卑的人，都不会如此朴实。

　　邓小平一生颇多曲折传奇，“三起三落”若是搁在常人身上，要么是摧人的恶魔，要么是傲人的资本，但在邓小平身上，这些好像并不存在，不过是某日下午的一段寂寞，某个清晨的一个磕绊，心静如水，坦坐如松。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老人家生前伟大，却没有山呼万岁，而辞世也安排得让老百姓平静地接受。 本报特约撰稿 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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