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件一直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事，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１９７２年，一位从北京下放到江西的老干部，参观了瑞金红都糖厂，在车间里上楼梯时，有人上前搀扶，这位老干部摆了摆手，说了句，“不要扶，我还可以干２０年。”

　　说这话的老干部，就是邓小平，时年６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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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１９７２年算起，到１９９２年南方讲话，果然干了２０年，如果从他１９７７年第三次复出，到１９９７年逝世，也是一个２０年。

　　这２０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春秋，中国这艘航船，在他掌舵之下，演绎了一个个传奇。

　　满怀“再干２０年”豪情的邓小平，却在１９８６年，屡次提出了尽早退休的要求。

　　早在３月份，香港谣传邓小平病倒，股票市场随即大跌，邓小平２５日露面接待丹麦首相，他故意这样反问：“邓某人不在了，中国是否就会变？”就是这次露面，邓讲到了“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９月来访时，邓小平告诉他，“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３个月后，他又对来访的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已过了８２岁了，还能干吗？该让路了。”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早在１９８０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决心从自己做起，向这一政治顽疾宣战。

　　邓小平退休的想法，在次年的十三大上，只得到了部分实现，在辞去其他职务后，他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３年后，邓小平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宣布退休。中午吃饭时，邓小平感慨地说，“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生活得更简单一些，可以上街走走，到处去参观一下。”大孙女眠眠当即笑他，“爷爷真是理想主义！”

　　毫无疑问，邓小平强力推进的领导人退休制和干部年轻化，使党内开始了大规模新陈代谢，１９８２年的几个数字可以作为例证：党的１２大选举产生３４８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新当选的２１１人，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最年轻的是胡锦涛，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３９岁。他们在此时进入政治的核心舞台。

　　选举与民主

　　同在１９８６年，另外值得记述的一条线索是民主选举的次第展开。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８次会议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一是实行了差额选举，二是有代表联名推荐候选人。这是一次依法民主选举的成功实践。

　　在民间，广西宜山县罗城一带农村的村民开始了自己的民主探索，村民们商量着管理防火、防盗等社会公共事务，每家每户按手印，最后订立契约性质的村规民约，慢慢演变成村民委员会。

　　当时民政部门还归中央政法委管，政法委书记彭真很重视，派人下去调查，随后决定由民政部牵头起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部在基层进行民主尝试的法律，经过了整整３年的审议，终于在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３日通过，在会上，彭真高兴地说，“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就会逐渐学会把一个县的事情管好”。

　　村民们对可以自己来选“村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发展到１９９９年，四川省遂宁市的步云乡，进行了一次直选乡长的试验，随即因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乡长、县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来选举，而不是直选——这一做法后来被制止。

　　民政部一位副司长告诉记者，我国乡镇规模过大，现在一个乡镇有十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这么大的范围，村民自治的经验是不适用的，因为村庄是一个“熟悉人社会”，而乡镇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选举的过程和方式都得改变，得有竞选班子，得有纲领，还要筹措竞选经费，而选民还要有从多个新闻机构获得中立信息的权利，这都需要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配套的系统工程。

　　尖峰之后

　　从１９８６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按照统一部署有步骤地迈进。

　　邓小平当时最为重视的是１９８７年的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改设想。邓小平后来不止一次讲到，十三大报告很好，“一个字都不能动”。

　　报告分析说，我国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

　　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设想是：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可以说，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政改受关注的程度达到了顶峰。此后由于成熟的条件没有适时的出现，这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迅猛地发展下去。取代的，是稳妥而又小心翼翼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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