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设计者，邓小平的改革蓝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己的理想、期许和心愿。最近二十多年，大多数梦想已被这位“打不垮的矮个子”魔术般地变成了现实。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会超出设计者的想象，现实的复杂性又增加了实现梦想的难度。邓小平的最后时刻，仍然留下了一些未了心愿，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共同富裕，比如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比如希望中国足球的崛起。这些未了心愿，实际上在提醒人们，中国改革的路还很长很长，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这些未了心愿，有些也是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它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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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留给了后人一个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我们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不仅是为了回忆和表达尊敬，更是为了从他的伟大思想中吸取力量和智慧，从而坚定地前行。

　　小平未了心愿·壹

　　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本报驻京记者 张黎 寿子

　　有点像巧合一样。198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邓小平的头像登上封面，他被评为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

　　上一次是1979年，也是第一期，他被评为年度人物。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1986年，世界再次聚焦中国，聚焦邓小平。

　　“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1986年5月20日上午，82岁的邓小平对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说。

　　这一年，中国的改革重点，由农村开始转向城市，邓小平这样描述：“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后来作过一个统计，“到1987年止，邓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

　　如果现在来回顾，1980年是邓推动政改的起点，而到1986年，则达到了高峰。其间历经波澜，跌宕起伏。

　　值得载入史册的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当时受到普遍的欢迎，紧接着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当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要求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方法要细密，步聚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由此暂缓的改革，在1986年又重新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在6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对于上次的搁置，邓也作出了解释：“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一连串的讲话，使政改一时成为了全国的热门话题，当年5月，《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他1980年的讲话，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并要求在次年7月之前，拿出具体文件。

　　从事后的统计来看，1986年，邓小平涉及政改的讲话，一共达11次。

　　政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毫无疑问，政改的紧迫，来源于经济改革的压力，1986年的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此作出了解答，“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邓小平当年的讲话中，已经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吴江回忆，当时总结出了四句话：“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以此为内容的政改，在邓小平看来，“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8日，中央十二届六中会。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时，邓小平对决议中是否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表态了，“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退休与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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