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改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无疑有充分的认识。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就我个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邓小平逝世，政改的未竟事业，成了小平的一大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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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０４年，此后又历经了十四大、十六大、十六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都有涉及，把政改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追求目标在进行。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则成为一个反复强调的原则，在这几次党代会上，“党内民主”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新概念，并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一位学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国政治国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这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小平未了心愿·贰

　　从“先富”到“共富”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没有人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因为它的指引，中国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出现了空前的高涨，社会活力出现了空前的大喷发，于是有了中国近二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与此同时，原有的财富平均化的状态被打破，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被抛向社会边缘。

　　“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理想，今天十三亿中国人的梦想，仍在路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１９８０年７月，北京铁路局天津电务大队２７岁的二级工黄德江，因为在工资调整中没有评上，往自己身上浇倒柴油，自焚而死。而在千里之外的特区深圳，蛇口工业区第一项工程——蛇口港码头建设，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就是这一年，邓小平刚刚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春风始度，乍暖还寒。

　　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评定工资也会产生这样的极端事件。但在那个年代，几年一次的小比例调资机会，一旦错过，意味着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很可能就不会再涨工资了。

　　１９８０年，庞大的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正在努力挣脱铁桶般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以按劳分配的名义实行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

　　１９８０年７月中下旬，在视察武汉的过程中，邓小平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有关情况时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

　　事实上，他在１９７８年就明确表露过这样的意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１９８０年，中国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４年后，邓小平坐专列南下深圳，要亲眼看一看他亲手创立的经济特区到底有什么变化。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５日上午，在深圳河畔的一个小渔村，邓小平和当地的渔民聊起天来。村支书吴柏森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利用和香港一河之隔的优势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１９８３年人均收入达到２３００元，家家都是万元户呢。

　　邓小平要亲自验证一下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跑到一户渔民家去参观。看到气派的楼房、精致的装修和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邓小平问，收入怎么样啊？主人回答说，每月收入四五百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大声说：“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

　　离开渔村时，邓小平心情极好，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村这个水平，恐怕要１００年。当时同行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邓小平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５０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真正的社会转轨时期。

　　邓小平的忧虑

　　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温州农民开始洗脚上田，走南闯北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过程。

　　安徽人年广久潜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术，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品牌，在当地名声大噪。１９８３年，他雇用的人已经达到１０３人，月营业额达到６０多万元。一些看不惯私营企业发展的人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出面阻拦：“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自此，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锐不可挡，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在整个８０年代，类似的“松绑”政策，促进了十亿人生存方式的重大改变，也在一步步解构计划经济的旧体制。

　　但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分配不公的问题也开始积累。

　　转轨时期由于旧的法律规章失效，新的尚未建立起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难以划清，一些有权力和有胆量的人开始通过打“擦边球”，以各种手段捞取收入。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