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之谊价几何

　　记者 张博/城市快报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下野，奉系张作霖与直系的曹锟共同执掌北京政权，二人曾经一度亲密无间，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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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家归亲家，原则不能丢，直、奉两系并没有放松对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角逐，在天津他们先后两度聚首只为分赃。分赃过程中，由于双方都希望能够谋得最大的利益，双方在内阁、地方势力等关键问题上僵持不下。于是，随着张作霖陈兵军粮城，直奉战争开始，这对儿女亲家也兵戎相见，天津再一次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

　　津门迎接张大帅

　　只为战后分赃来

　　1920年7月25日下午3点多钟，距离天津站半公里方圆的地方，直军、奉军和宪兵警察等实行戒严，闲杂人等一律不允许靠前。车站内，直隶督军和省长代表、警察厅长杨以德和实业厅、教育厅等天津各界代表100多人在天津火车站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一列火车，从戒严的架势上、欢迎人群的级别上看，来访的肯定是位大人物。果然，在站台内欢迎人群持着的执照上，露出了玄机，只见上书“欢迎张巡阅使(张作霖的官职)”字样。

　　当天下午4点，远远的，一列火车从东北方向驶向天津站。看到火车缓缓地驶入车站，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对手下人耳语了一句，等候在站台上多时的两支军乐队开始奏响了进行曲。火车停下来后，从列车上跳下来一队荷枪实弹的卫队，过了一会儿，从位于中间的车厢内走下一位身着戎装的高级军官。此人就是“东北王”张作霖。见到欢迎的人群后，张作霖仅客套地说了几句话就钻进小轿车内，轿车立即开往天津河北地纬路路口恒记德军衣庄，其他武官随员也分别乘坐10辆轿车紧随张作霖。一路上，张作霖透过轿车车窗的黑色布帘向外看了几眼，只见道路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了不少巡警。张作霖紧锁的眉头这才舒缓了下来。

　　原来张作霖一下火车，见曹锟和他兄弟曹锐仅派了代表出来，心里就老大不乐意了，他暗自骂了一句：“他妈了个巴子的，曹老三(曹锟行三)架子也太大了，知道我来了，也不前来迎接，就算你不来，曹锐来也还说得过去，这哥俩倒好，都派了个代表前来。”所以在站台上，张作霖没有说几句话，就进了轿车中，当他看到道路两旁的警察时，觉得从戒严上规格安排还算可以，不快的情绪也就稍稍有所缓解。张作霖这次从关外大老远地跑来，是因为皖系段祺瑞已经下野，中央权力出现了一个空白点，作为战争胜利的一方成员，他要跟曹锟处理一下战争的善后事宜，从曹锟那里分一杯羹。

　　曹张天津三决议

　　首次分赃留阴影

　　张作霖抵达天津的时候，曹锟还在保定。曹锐在张到达天津的同一天，就给曹锟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曹锟来津协商时局问题。7月28日，曹锟从保定赶到天津。此时，江苏督军李纯以及各省督军代表也都来到天津。7月29日，围绕着解散安福系、取消上海和会、请靳云鹏内阁复职3个问题，督军团在天津举行会议。

　　在北京的总统徐世昌此时的心情很复杂，他原本以为赶走了段祺瑞，自己头上少了一个“太上政府”，自己可以做一个有实权的总统，但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再度召开督军团会议，让他意识到，走了一个段祺瑞，却引来了两个“太上政府”，他在北京只能是静候督军团天津会议的决议，之后照办就是了。

　　当然，从直皖战后的中国北方形势上说，与其说是督军团会议决议，不如说是曹锟和张作霖两人的决议。当他得知天津会议的3项决议后，非常苦闷地对自己的僚属说：“这几个决议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是没有权力解散国会的。”不管徐世昌是否有权力解散安福系的国会，国会解散并按照曹张的意思组阁却是无法改变的。

　　本来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在内阁总理问题上已经向张作霖做出了让步，张作霖已经感到有些满足，就在这时，曹锟的心腹爱将吴佩孚向全国发表了一个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这个主张得到了国内许多人士的赞同，但张作霖、曹锟等人对这个通电却并不同意。张作霖见到曹锟后，就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果曹锟同意吴佩孚的主张，张作霖就通电全国反对这一见解。

　　张作霖对吴的主张如此强烈，主要是在直皖战争后，吴认为自己指挥的战役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进程，而张作霖不过是虚张声势，却拿走了很多的利益，因此对张并不买账；而张作霖却认为吴只是个师长，地位卑微，颇有蔑视吴的意思。就在张作霖抵达天津当天，他面对西方记者提问时，公开表示，吴只是个师长，这样的师长在全国有几十个，他自己手下也有几个。

　　曹锟当然不肯在这个时候得罪张作霖，于是又发表一个通电，表示吴的通电未经许可是无效的，同时扣下了张作霖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文，并让吴佩孚火速赶到天津议事。1920年8月3日，吴佩孚见到了曹锟，曹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打完这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吗？”吴知道曹锟的想法，与张作霖之间产生了隔阂，8月4日，吴佩孚从天津转到郑州，开始了针对奉系的军事演戏和操练。

　　尽管国民大会问题，在曹锟的斡旋下告一段落，但奉张与直吴之间的隔阂却是无法消除了，为日后的直奉大战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四巨头聚会曹家

　　再分赃势难均衡

　　直皖战争后，曹锟、张作霖两人在天津的第一次会议虽然有些阴影，但双方在一些内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半年后，两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再度聚会，此时，全国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双方在军饷、和平统一、内阁、裁军等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北京政府则听命曹张二人的意见，没有两人共同的意见，重大决策难以做出，于是，内阁总理靳云鹏主张曹张二人到北京会晤，解决这些问题。

　　1921年4月15日，张作霖先到天津，转天，曹锟也回到了天津。两个人都主张在天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无奈，靳云鹏只能是从北京赶到天津，参加会议。同时应邀前来的王占元因为交通问题迟迟没有赶到。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曹张二人见面的时候，张作霖见到曹锟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三哥，你看是亲戚亲还是部下亲？”曹锟当时就明白了，亲家指的是曹张二人是儿女亲家，部下指的是吴佩孚是曹锟的部下。曹锟当时应了一句：“当时是亲家亲了。”话虽这样说，但曹锟很清楚，自己的精锐部队都在吴佩孚的掌控之下，吴佩孚对他曹锟比张作霖要重要。

　　1921年4月25日，王占元达到天津。这样，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和王占元四人在曹家花园开了4天的会。在这次会议上，不管是奉系的张作霖还是直系的曹锟，对南北问题和其他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各自在地方利益上的划分，张作霖希望能够将势力范围向长江流域扩展，而曹锟则希望保住地盘，防止张作霖渗透。

　　在4月28日这天的会议上，双方就实质问题短兵相接，在这天主要讨论的是财政问题，当时许多省份由于军饷不到位而发生兵变，对地方造成很大的破坏。因此，从北洋政府领取军饷成了军阀们的首要任务。当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本来就在直奉两系之间左右逢源，却偏偏两边都不讨好。张作霖认为靳云鹏偏向直系，而曹锟和曹锐则认为，在军饷问题上，奉军得到的比直系要多，对靳云鹏也不满意。结果在28日这天的会议上，为这个问题，曹锐与靳云鹏之间发生了争吵，靳云鹏闹着要辞职。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曹锟、张作霖两人致电北京要求辟谣，同时，张作霖和王占元充当和事佬，曹锟和靳云鹏两人表面上言归于好，靳云鹏也就不再提辞职一事。

　　天津会议上确定了新的内阁成员，旧交通系分子被排斥在内阁之外，这也是靳云鹏召集天津会议的主要收获。但靳云鹏万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对他心存芥蒂，在1921年12月被张作霖倒阁成功，最终取而代之的是梁士诒。

　　张作霖陈兵天津

　　京津路搬家繁忙

　　梁士诒上台后，直系吴佩孚将矛头对准了他，利用外交财政问题攻击梁士诒，由于梁士诒是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上台的，因此，攻击梁士诒的目的就是攻击张作霖，张作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直奉双方展开了电报战。

　　终于张作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1922年4月14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入关，分别驻扎在天津郊外的军粮城、独流、芦台等地，并以军粮城为大本营。战争已经一触即发，天津河北一带的富户公馆纷纷把自己的家财细软搬到租界里面，街道上满是搬家的人群。而天津火车站，许多北京的达官阔佬们也把自己的贵重物品送到天津寄存，火车站外，马车、汽车、洋车满载着大大小小的箱子送往租界，从河北大经路到东马路一带，搬家的各种车辆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曹锟也紧张地调兵遣将，决定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得知这一消息后，张作霖于4月29日到军粮城自任总司令，动用兵力12万人，准备与直系军队开战。但张作霖没有海军力量，而曹锟则调动海军战舰到大沽口等地游弋，瞄准了奉军的退路，这一招确实让张作霖吃亏不小，当奉军失利后，向关外撤退时，遭到海军的炮袭，使得奉军的主力部队损伤不少。

　　直奉双方在4月29日到5月5日，展开激战，奉军在多条战线失利。张作霖从天津败退到军粮城，又从军粮城退回东北。而直系吴佩孚则得势不饶人，一直追奉军到军粮城，5月7日到达天津。奉系撤回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的失败结束。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奉两系军阀联合打败皖系后，因争夺中央权位和势力范围，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引发战端。1922年4月9日，奉军入关(山海关)；17日，张作霖将12万人部署于天津东南之军粮城、马厂等地；直军以吴佩孚10万人迎战。4月28日，双方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激战。西路奉军腹背受敌，支持不住，退往丰台，其余奉军纷纷后撤，双方在滦县形成对峙。嗣后经过谈判，双方于6月17日签订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界，各自撤军，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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