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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仙于光远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3日16:10 时代人物周报

   小时候的于光远爱玩,打袖箭、掷飞镖,武当、少林、猴拳都练过一阵子。太极拳因为打架很难用上,便不想练

  特约撰稿 李可

  1915年出生的于光远今年89岁。笔者与于光远接触有年,从他身上所学甚多,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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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几则轶事。

    “○光远”

  一次小聚,谈到某人,于光远戏言,如果排名,我应在其前,一是我年龄比他大,长者为先;二是我姓“于”,三划,他的姓笔划多。稍顷,于光远又说,如果碰上姓“丁”的,我就吃亏了,他比我还少一划。怎么办呢?于光远笑了笑,我想了一个办法,不叫“于光远”了,改叫“○光远”。边说,边用手比作圆圈状。又说,姓“○”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只有一划,按姓氏笔划排序,肯定在前面;二是选举时,姓“○”的肯定当选,因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反正已经划了“圈”。于光远说,“○”同“一二三四五”一样,都是汉字,应该具有作为姓氏的合法地位。说到这里,于光远狡黠地眨了眨眼,说道,选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代价太大,把“姓”丢掉了,当选的既不是“于光远”,也不是“○光远”,而是“光远”,“○”作为“圈”已经用掉了。

    铅笔头

  于光远的书桌中收藏着许多铅笔头,摊开来,满满一桌子,五色斑斓,很是壮观。我数过,1000多枚。

  为文的人,离不开笔,于光远尤其爱用铅笔。他说,铅笔是石墨结晶,写字时,笔与纸互相磨擦,石墨体便一片片掉下来,留在了纸上,因此写起来不费劲,并且可以躺在床上写。仅仅从方便写字这个角度说,铅笔的好处是毛笔、钢笔等其他种类的笔不能代替的。

  于光远用笔很仔细,铅笔短得握不住了,还要套上金属套继续用;连金属套也套不住了,才换新的。起初是不经意间,觉得许多铅笔头在一起,很好看,也很好玩。及至有意收藏,便有了规模,捆扎整齐的,似古时的军阵,严谨而威猛;随意堆放的,如繁茂的枝蔓,零乱而从容。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铅笔头,于光远自己也记不清了,似乎在70年代,因为“文革”初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说来,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我粗略算了一下,就算20年吧,7000多天,平均7天一支铅笔。我不知道一支铅笔可以写多少字,有多少人一生中可以用掉1000支铅笔,而1000支铅笔又可以写多少字——肯定是很惊人的。

  这几年,于光远不大用铅笔了,因为有了电脑。打字员觉得铅笔写出的字粗细不一,有时甚至模糊,影响工作效率。于光远只得妥协,改用圆珠笔,但保留用铅笔进行重要修改的权利。即使这样,于光远仍保留着十几打崭新的铅笔,随时准备重操旧习,继续攒他的铅笔头。

  上了四次一年级

  于光远上过4个小学,其中一年级上了3个学校,读了两年。

  4岁时,于光远在苏州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外婆见家中没有小孩与于光远玩,便将其送进苏州南壕街一所义务小学。虽然成了一年级小学生,但除了玩,这所学校没有给于光远留下什么印象。从苏州回到上海,于光远随堂姐进了爱群女子小学,成为全班惟一的男生。在那里,于光远感到孤独,没有朋友,又受到女孩子们的嘲笑,半年后,便离开了。第三所学校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龙门师范)附小,但入学不久就得了病,病得很重。病愈后没法跟班学习,随一位徐姓中医读私塾,打过手心。于光远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怕、最不喜欢的教师。”

  1921年暑假后,于光远重入二师附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学生,直到1926年底全家迁往北京,在铭贤小学度过小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

  小孩子都爱玩,于光远也不例外,打袖箭、掷飞镖,武当、少林、猴拳都练过一阵子。太极拳因为打架时很难用上,便不想练。踢毽子、郊游、钓鱼一类的活动也玩过。不过,于光远玩的兴趣主要在智力游戏上,特别是打牌,什么麻将、挖花、同其、六十四、牌九、扑克等,一看即会。有些玩法现在几乎失传了,但于光远仍然会玩,并有兴趣传授给同样有兴趣的人。

  于光远讲过两次挨打的经历。一次是在家中写大字,不知什么地方写得不好,在一旁观看的父亲一拳打在手臂上,正写着的字成了一个黑疙瘩。于光远一生气,就这样交给老师。老师问黑疙瘩是怎么回事,于光远说这是父亲弄的。另一次在学校,教室里有一块打手心的板子,老师看谁不顺眼,并不亲自动手,而是让学生自己打自己。同学们受到这种惩罚,都是按老师规定的次数轻轻打几下了事。于光远却不然,因为对老师惩罚自己不满意,老师让打3下,便重重打了自己3下手心,打完后顺手将板子从窗口仍到街上。从此教室中没有了那块板子。

    重庆的“引导者”

  1939年,于光远从广东经云南、四川奔赴延安,从昆明搭乘叶剑英的汽车第一次到重庆,住过一段时间。那一年,于光远24岁,还是一位热血青年。解放以后,或出差,或开会,虽也到过几次重庆,但来去匆匆,总没有空暇仔细走走、看看。

  1998年5月,于光远到成都开会,转道重庆盘桓数日,高胖受命为其“前驱”。高胖有个很雅的名字——“琴川”,不过他不太喜欢人家这样叫他,一是这名字多少有些“女气”,二是叫高胖,透着随和、亲切,老朋友似的。高胖不高,但挺胖,最重时110公斤,后来下决心减肥,减到85公斤。高胖在青藏线上当过汽车兵,九死一生,后来成为重庆市委接待办公室司机。

  故地重游,总希望寻回失去的记忆,于光远亦有此愿。无奈年高体弱,腿脚又不得力,只好多用眼,少走路,高胖便成了于光远的“引路人”。在重庆的几天,高胖将每天的路程仔细安排,尽量多走新路,少走老路,边走边介绍路边的建筑和市俗民情。去大足那一天,东拉西扯,便扯到书上。于光远说,读书有两种,一种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或功利)去读,因此有一定压力;一种是凭兴趣,信马由缰,读起来比较轻松。高胖说自己属于后者,但并不是没有选择,他喜欢那些有思想、有内涵,读起来能激起心灵震撼的书。说着从身旁取出两本书,一本钱钟书,一本王元化。于光远与王元化相熟,对那书上的圈圈点点和红笔批注很有兴趣,便对高胖说,要借高胖的书看几天,不看王元化,就看那些批注,还要写信给王元化,告诉他重庆有一个研究王元化很有心得的高胖。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是5月11日,20年前的这一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掀起一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上午,于光远到重庆市社会科学院参加座谈,高胖自始至终在会场旁听。回宾馆的路上,高胖连说于光远讲得好,特别是“为无为”、“为有为”的辩证思想,认为于光远讲的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并说于光远通古博今,应以“杂家”谓之。

  于光远称赞高胖有思想,有水平,是“车儒”,是自己在重庆时的“引导者”(以示与“领导者”不同);高胖称于光远是“忘年交”。临行,于光远提醒高胖,切不可继续减肥,否则便与“高胖”二字相悖,并为高胖留字:“无冕而家,可喜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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