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性，有理想有道德讲诚信，这应该是“天之骄子”大学生的精神实质与本来面貌。可是在当下的大学校园，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却失落了，主要体现在情感行为的失范，心理行为的失衡，道德诚信意识缺乏等。
大学生精神失落的原因是立体的。一方面是教育系统外部的，另一方面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外部原因姑且不论，而一旦把焦点锁定在教育系统内部，高校“扩招”便是一个无
法绕开的话题。
高校“扩招”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扩招”的重点先是本专科生，然后是研究生。高校“扩招”的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发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的发展和质的飞跃》的著名论文，此后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就一直备受世界关注。一些国家以其“量变带动质变说”作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依据。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也被推向了现实的前台。
诚然，高校“扩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更多青年学生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是一件好事。但是万事皆有“度”，过犹不及。有人认为高校“扩招”对广大大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导致大学生精神失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学生精神的失落是大学自身文化缺位的必然结果，而大学“聚进式扩招”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大学文化的普遍缺位。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么样的花朵，贫瘠的土壤培育的花朵干枯，肥沃的土壤使之茁壮。同理，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校园是广大大学生日夜浸淫其中的环境，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梅贻琦先生所谓的“大学非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其实也是从一个方面对大学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因为大师本身就是高尚文化的化身。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有人类居住的地方都会有文化。大学文化的缺位并不是指大学校园里没有文化，而是指在大学校园里本来应有的那种积极向上、诚信道德、优雅从容、平和宽容精神的缺失。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大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上都有相当的扩充与提高。但这种发展并不能够为“扩招”潮流中大量涌入的求学者提供充足的资源。
教育过程输入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两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源主要指教育工作者(以教师为主)；物力资源包括实物形态和财力形态。很显然，高校“扩招”并不是基于招生能力而进行的，虽然“扩招”及伴随的学费“涨价”为高校带来了一定实物形态和财力形态的物力资源，可是这种物力资源的增长量相对于短时间“富集”在校园里的大学生而言是太少了。
于是，现在的大学校园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流。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到图书馆借书还书需要排长队，自习室经常找不到座位，在食堂排长队买了饭食却又找不到桌子吃饭，上课统统是大班，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操场同样人满为患，想运动，没有场地和所需的器材……在“人人相拥”的氛围中怎能培养“优雅从容”与“平和宽容”？要知道，在这种文化里只能滋生大学生的浮躁心态，无论在做人还是在做事。美国一些大学校园宁静而悠远，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在建校之初就以不同的形式立下规矩来控制学校规模。这一点在今天我们的大学里很难见到。
伴随“扩招”而来的是高校学费的“涨价”以及所谓的“教育产业化链条”的形成。由于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泛滥，大学日显功利，在“学术圣地”与“产业经营”之间左右摇摆，无法对自身办学的理念进行清醒定位。
高校过度“扩招”还导致了大学生就业的困难，学生本人和家庭太多的付出却无法得到切实的收益，在浮躁功利的文化土壤里又没有受到良好的通识教育，这种落差使得尚处于人生心理“断乳”阶段的大学生难以把握自己的方向，也就促使他们将潜在的危机显性化。
“扩招”政策的实施让一些守望大学的青年学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盲目、过度的“扩招”只会让这一线曙光稍纵即逝。因此，相关教育制度的规范与实施是重建大学生精神的一道屏障。■ 蔡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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