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从少数变为多数，即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对适用死刑持越来越严格的立场，真正在实践中频繁执行死刑的已经微乎其微。而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目前的死刑政策和执行情况如何？面对全球方兴未艾的废除死刑运动，中国又该何去何从？就此问题，《环球》杂志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刘仁文先生。一家之言，权供读者思考。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爱孩子从这里开始 Diggi数字盛典 意乱情迷不妨颠鸾倒凤

　　《环球》杂志记者/杨士龙

　　《环球》杂志：我国的死刑政策和执行情况怎样？

　　刘仁文：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死刑立法没有减少，死刑适用还扩大到许多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是就横向看。从纵向看，1910年改革后的《大清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20余种，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19条，但时隔近一个世纪，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死罪却是其3倍之多，难怪有的刑法学者坦言：“我国刑法规定68个死刑罪名，确实太多。”

　　在死刑适用上，许多保留死刑的国家一年也难得判决一两个死刑犯，即使判决了，也还有种种救济程序，最后真正执行的微乎其微。虽然我国对死刑数字实行不公开的政策，但中国每年判决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最多已是一个公开秘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前些年，“从重从快”提得多了，而少杀、慎杀提得少了，至于确保少杀、慎杀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则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特别是在各种专项“严打”、季度“严打”时期，在“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驱动下，“不可多杀的死刑政策发生了动摇，死刑随之大量适用。

　　《环球》杂志：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何在？

　　刘仁文：因为我们在死刑问题上，还存在这样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认为我国国情特殊。其中包括：“有什么样的犯罪就有什么样的刑罚，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犯罪猖獗，需要用死刑来杀一儆百”；“判处犯罪分子的死刑，是为了保障被害人的权益，是为了更多人的人权”；等等。误区之二是迷信死刑的威慑力。1997年修订刑法时，我们的立法机关认为，现在“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言下之意是保留这些犯罪的死刑，就可以有效地遏制和预防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和经济犯罪。误区之三是群众拥护死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环球》杂志：为什么说是误区呢？

　　刘仁文：针对第一个理由，大家需要思考，中国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们的国情究竟特殊到何种程度，可以置身于联合国关于废除和限制死刑的决议之外？既然连印度这样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种姓制度残余引发的社会矛盾都异常尖锐的发展中大国都能做到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死刑究竟有多大的威慑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些保留死刑甚至大量适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安，要好于那些废除死刑或很少适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安。联合国在1988年和1996年组织的两次关于死刑与杀人罪的关系的调查中，都得出结论说：没有证据支持死刑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以“群众拥护和支持”来证明某项规定的合法性。然而，如果我们不只是简单而笼统地宣传死刑的正面作用，而能公开死刑数字，以及死刑误判错判的情况，还有专家们依据公开的死刑资料所作出的一些不利于支持死刑的研究结论，相信群众对死刑的认识就不会是好声一片了。况且，我们适用死刑的每一种犯罪并不一定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一些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判处犯罪分子死刑并不一定招致多大的民愤，有民愤的案子主要还是集中在蓄谋杀人这类剥夺他人生命的恶性案件上。

　　《环球》杂志：但在死刑的存废问题上，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确实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

　　刘仁文：从应然的角度，我们应当响亮地提出废除死刑的口号。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又不得不从应然回到实然中来。综观世界各废除死刑的国家，虽然不乏有速战速决者，但更多的则是经过了一个逐步废除的过程，因此，我总体上同意有的中国学者的如下观点：“在一个仍然大量适用死刑的国家，企求立即废除死刑，无疑是个奢望。”当前，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切实确立“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尽快将死刑减下来，以便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环球》杂志：何为“严格限制死刑”？

　　刘仁文：在我国，虽然死刑的刑事政策在文字上表述为“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但问题是，“不可不杀”的内容比较确定，这就是说要保留死刑；而“不可多杀”中的“多杀”与“少杀”的内容则相对不确定，至于“可杀可不杀”，那更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就“严格限制死刑”确立一个基本平台。这个基本平台就是：从人的生命的至高无上出发，我国应当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的死刑。这里所说的经济犯罪是广义的，不单指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还包括盗窃罪等侵财、贪污和受贿等渎职犯罪。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我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更负有遵守的义务。

　　《环球》杂志：什么是“最严重的罪行”？

　　刘仁文：简单地说，就是严重谋杀罪。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在1999年的一个决议中，敦促所有还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将死刑适用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这说明它不属于公约规定的“最严重的罪行”之范畴。

　　《环球》杂志：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会不会给近年来处于上升态势的此类犯罪“火上浇油”？

　　刘仁文：应当看到，犯罪分子犯罪，固然他们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但由于我们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管理上的漏洞和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无疑也是诱发和刺激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对此，国家也应承担相应责任。但判处死刑实际上是国家推卸了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而将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犯罪人。从某种意义上，那些沦落为盗窃犯、贪污犯的犯罪分子也是不幸的，谁不希望自己做一个体面的人，谁不希望留下一个好名声，然而人的行为和心理在一定环境下很可能身不由己，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死刑在遏制这些犯罪的功能方面的有限性。例如，原首钢总经理助理、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因贪污8.2万余元、受贿141.8万元被依法判处死刑后，其继任者、刚刚被提拔到管生前所在领导岗位的总经理助理杨立宇、赵东祥即在管被枪毙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以闪电般的速度犯下受贿150多万元的罪行。类似这种“前赴后继”的案例反复提醒我们，防治犯罪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建设，而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性。

　　《环球》杂志：如何才能做到“严格限制死刑”呢？

　　刘仁文：当前，落实“严格限制死刑”需要从三方面着眼：一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刑事政策不仅包括中央层面的宏观政策，还包括具体执法部门的微观政策，比如，对于作案当时完全有条件杀掉老人、小孩的，罪犯没有杀死他们，即使他有命案在身，是否也可留他一命？

　　二是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我国刑法虽然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仍然给司法适用留出了广阔的空间，对于情节的把握，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以及其他许多技术性的操作，都事关死刑面的宽窄。三是从程序的角度。只要死刑没有被最终废除，死刑案件的程序就值得特别关注。当前我国的死刑案件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有：

　　1.我们应当完善相关法律，给予被判处死刑的人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权利，包括在宪法上增加大赦制度。

　　2.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严重影响对死刑案件质量的把关。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使高级人民法院既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又是复核法院，二审和复核合一，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死刑复核程序。它不仅造成适用死刑的案件大量增加，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错误的死刑判决很可能失去得到纠正的机会。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每年核准的死刑案件中，约有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几的改判率。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改变这一做法，将死刑复核权收回来。

　　3.按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障措施》等文件的要求，死刑不能适用于有智力障碍者，以及应对死刑犯确立一个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年龄限度的，不能对其适用死刑，这两点我们的法律都是空白，应予补充。

　　4.鉴于死刑案件的极大风险性，根据国外经验，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而不是一般刑事案件的简单多数通过。另外，我国现在的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太显仓促，必须在死刑判决后规定适当的期间，以便被判处死刑的人能在这一期间继续寻求救济手段，同时，也便于发现错误和来得及纠正错误。

　　还有，如果普通刑事案件可以在达到98%、99%的证明程度下即可定罪的话，那么死刑案件只要有一丝怀疑没有得到排除，就不能判处死刑。至于落实二审开庭审理、排除非法证据的使用、保证证人的出庭作证和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刑事辩护权等，更应作为重中之重来加以优先强调。

　　《环球》杂志：近年来公众为什么对中国的死刑问题如此关注？

　　刘仁文：我国在死刑问题上政策和执行情况，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首先，容易与国际社会产生隔阂，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形象。

　　其次，不利于国际和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欧盟已经禁止将有判处死刑危险的犯罪分子引渡给管辖国，其他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持类似态度，如大走私分子赖昌星逃到加拿大后，加拿大即以其有死刑危险为由拒绝引渡给我国。此外，我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已经废除死刑，在一些涉港、涉澳的案件中，同一种犯罪在大陆受审和在港澳受审，结果悬殊，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其他一些不好的影响。

　　第三，死刑适用过多过滥，不仅会滋长人们对死刑作用的迷信，忽略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忽视犯罪成因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且不利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健康、人道的文化，不利于树立尊重人的生命的观念。死刑适用太多，还会导致罪刑关系的比例失衡，导致轻重不分，其结果不仅对犯较轻罪行的犯罪分子不公平，而且还会产生其他一些消极后果。

　　第四，由于死刑误判不可避免，因此，判处死刑越多，其中风险就越大，而死刑一旦误判，后果将无法挽回。又由于死刑适用在地理、族群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以及死刑犯在聘请辩护律师的经济实力方面存在的差距，因而很难保证被杀的人就一定是该杀的人。此外，古今治国者莫不明白：杀人太多，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环球》杂志：您对中国最终废除死刑持乐观态度吗？

　　刘仁文：关于死刑存废的问题，在西方正反两派该说的都说尽了，我们却还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启蒙。所以中国要废除死刑，可能需要比其他国家更漫长的时间，但我相信那是个趋势。

　　死刑困扰菲律宾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答案，菲律宾的司法界、政界和宗教界掀起论战，数十年来曲折反复，胜负难分。是否应该恢复死刑，在这个大部分国民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在这个绑架成风、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情与理激烈碰撞，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目前，能否恢复死刑在菲律宾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全文]

　　人权判了死刑的死刑

　　为什么废除死刑的运动会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国家对死刑政策的选择？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人权将死刑推向了被审判的命运，是人权判处了死刑的死刑。诚如大赦国际所指出：“无论如何，废除死刑的运动与人权运动密不可分。”[全文]

　　相关专题：《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