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老家河南信阳的董心梅站在《新京报》“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的展板前向人们说道，“照片上的这两个孩子都是俺的孙儿”。她的孙子孙赢赢和孙女孙盼盼是此次活动的资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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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伊始，在新京报、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共同举办的“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中，1400余名在京农民工子女成为此次活动的幸运儿，根据举办者的安排，他们每人每学年将获得600元的助学金。

    8月底，中国青基会一改以往计划分配资助名额的方法，运用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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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择优确定助学项目布点城市。“农民工子女助学项目布点城市竞标会”上，40多个城市参与竞争，27个城市被最终锁定。

    对于“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意义，以及相关捐款的使用和审计情况，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与本报记者进行了对话。

    对话人物

    徐永光，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

    曾任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处长、组织部长，1988年任团中央常委。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出任秘书长、法定代表人。设计并推出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进城是战略举措

    100万城市失学农民工子女，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新京报：在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中，希望工程主要解决农村和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适龄儿童失学的问题。现在，中国青基会启动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徐永光（以下简称徐）：希望工程最初是对农村因贫失学学生的资助，“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则是在坚持既有助学活动的同时，将助学活动跟踪进城，以体现希望工程让农民工的后代有书读、协助政府实现教育公平的一贯宗旨。这个计划适应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希望工程发展15年后新的战略举措。

    新京报：目前的现实是，农村仍有一些贫困人口存在，一些儿童仍在失学，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徐：从数量上看，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农村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大约也在100万；从影响和后果看，前者是当今中国两亿文盲大军的“后备军”，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社会威胁，后者，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新京报：从这个意义上，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失学问题比解决农村贫困儿童失学问题更为迫切。

    徐：可以这么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转型期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共同来承担，而不应由农民工独自来扛。

    活动推动政府出台政策

    一些城市为达到招投标要求，出台临时政策取消农民工子女借读费。

    新京报：您在讲话中说，此种资助的一个作用，是帮助农民工子女实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您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徐：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个人不受教育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我们经常在农村土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我又听到“再穷也要受教育”的口号。我十分赞赏这句口号，它很确定，不抽象，没余地，道出了教育平等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底线。

    新京报：今年，“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招投标的方法，在申报条件中，你们特别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当地政府必须制定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平等就学的政策。这是为什么？

    徐：事实上，我们也想通过此次活动推动政府出台政策实现教育权利的平等。一开始，哈尔滨等市的有关政策还在起草中，按说不够申报条件，为了争取这笔资金，当地希望工程办公室多次与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协调，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项临时政策：享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执行同等收费标准、取消借读费。西安、沈阳等城市也是一样的情况。

    “手拉手”活动增进了解

    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会被社会“边缘化”。

    新京报：此次活动还开展了“同在北京手拉手”活动，选取10个农民工子女，与10个北京“爱心家庭”结对，这是以前的希望工程没有的。怎么看待这个？

    徐：开展“手拉手”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活动让农民工子女和城里人在相互交往中实现互相了解、相互尊重，增强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认同感。

    农民工子女面对的不单单是读书的问题，更有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农民工的后代，将不再是“农民工第二代”，而是城市新公民。可怕的是，这些未来的城市公民，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公平、受歧视。这些感受发生在他们交不起“借读费”、“赞助费”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时，发生在他们在读的民办学校被“抄家”强行关闭时，发生在无钱上学游荡在街头巷尾时，还发生在读公立学校受城里孩子欺负时。

    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被社会“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帮农民工子女就是帮自己

    城市人应懂得，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的未来。

    新京报：和整个群体相比，3200多个受益者，只是很小的部分。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哪里？

    徐：真正做到让进城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民间办学，动员社会捐赠。政府为主，三管齐下。

    对失学农民工子女救助，同时还需要NGO（非政府组织）和传媒的介入，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让所有因贫困失学的农民工子女重返校园。

    中国青基会与新京报合作推出的公益助学活动，是传媒和公益组织联手推动农民工子女助学的一次成功行动。

    新京报：在此次活动中，不少市民都对农民工子女的命运表示关注，一些人还主动提出对农民工子女进行资助。您认为市民可以为农民工子女做些什么？

    徐：要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市民的积极参与非常重要。参加到此次助学活动的孩子和市民还是很少一部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

    城市人应懂得，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的未来。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在过去15年中，希望工程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城市居民对遥不可及的偏远农村的孩子尚且倾情如此，对身边的希望工程不可能无动于衷。

    希望工程审计向社会公开

    捐款中提取10％作为管理成本，每年审计报告在网站公开发布。

    新京报：据了解，中国青基会每天都会收到不少来自社会各界的汇款单，很多人士也在关心希望工程的捐款到底是怎么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是财政拨款吗？

    徐：过去，国内公益机构一直实行“零成本”的运作方式，即捐款的100%都必须用于捐助对象。从收到捐款到发放捐款期间所产生的通联、交通等费用以及工作人员工资都不能从捐款中支取，国家也没有一分钱拨款，这部分费用只能靠利息等基金增值来填补。

    2002年，我们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从捐款中适当提取管理成本的约定制度，比例是10%.新京报：实行管理成本约定制度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徐：这几年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都在上涨，中国青基会在推进希望工程时的工作成本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比如每接受一笔捐款，就要发生1.3元的费用，包括收据印制成本、信封、邮资等；又如，每建一所希望小学，都要发生选点、考察、监察等费用。

    新京报：这10%的捐款具体怎么使用？

    徐：用途分两部分，一是项目管理费用，包括筹资费用、资助项目管理费用、捐款划拨费用等。二是行政办公费用，包括办公房租费、水电气费、人员工资、办公耗材费用。

    新京报：10%的比例是怎么确定的？有什么依据？

    徐：这个数字是根据1多年来推行希望工程的项目管理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测算出来的，同时也考虑了捐赠人的接受程度。

    今年6月1日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第29条也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我们的比例在范围内。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项目管理费用可达到20%左右。

    新京报：中国青基会的外部监督体系是怎么构成的？有没有经过专门的审计监督？

    徐：青基会是公益机构，在监督体系上比一般企事业单位要严格。除了行政监督外，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32条：基金会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我们严格要求所有的费用都必须通过财务部门审核支领每年独立的审计部门都会对捐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年度审计，审计报告在我们的网站公开发布，任何人都可以公开查询。

    新京报：除了传统的“一加一”结对资助卡，此次活动还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公开课”的捐款发放形式目的何在？

    徐：目的是为了让捐款发放更加公开、透明，今后中国青基会还将根据新的环境完善工作制度和项目管理，不断修正和完善，继续接受公众的监督和检验。

    A06-A07版采写：本报记者谢言俊 钟亿军    摄影：本报记者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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