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老莫-纪念北京1954莫斯科餐厅开业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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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莫斯科餐厅”，曾经是中国最神圣的红色西餐厅，吸引过无数艳羡的目光，被当时的干部子弟们亲切地称为“老莫”--这称呼就像招呼一个高贵而亲近的朋友，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骄傲和自满。

　　2004年10月2日，老莫开业纪念日。50年前的这一天，这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结盟而张灯结彩，作为对等的回报，莫斯科同时建设了北京餐厅。

　　如今，莫斯科的北京餐厅早已风流不再，而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却依旧规矩地经营着俄式宫廷大菜，并先后见证了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冰冻期，旁观了前苏联的解体。

　　老莫，宠辱不惊地从政治新贵步入知天命的怀旧季节，但那些与激情岁月相关的浪漫伤感，仍能够在这里的红菜汤、奶油烤鱼、鱼子酱中找到燃烧后的余温。事实上，老莫，已经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座纪念碑，它为新中国第一代“红色贵族”及其子女提供了寻根地。

　　正如其他一切汹涌前进的潮流，老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令人向往的地方；是70年代令人回味的地方；是80年代令人追忆的地方，也是这个世纪渐渐被人们忽略了的地方……一代人在老莫的记忆里浮现，又消失了，留下的不过是那些阳光灿烂的少年时光，在大幕撤换的瞬间呼啸而去

　　老莫：梦开始的地方 我与老莫的47载情缘

　　“在我们的心目中，莫斯科餐厅就是家之外的‘家’。为了表示革命，曾经与莫斯科餐厅划清界限，现在落魄了，又想去找她，还给她起了个好叫的名字‘老莫’。”

　　本刊记者/罗雪挥

　　口述人 罗亚滨 北京卫星制造厂安全保卫保密处技术安全员 51岁

　　“只要是老莫的事情，我愿意无偿提供任何帮助”。在北京卫星制造厂安全保卫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罗亚滨无法掩饰自己对老莫的热爱。

　　2001年，莫斯科餐厅曾经搞过一次征文活动，罗亚滨曾一口气投了10篇稿件，如今，与老莫一样，罗亚滨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接受采访的两个半小时里，罗亚滨不时被电话和工作打断——就要放国庆长假了，负责安全工作的他恰好是最忙碌的时候，但只要一回来坐在采访机前，他就立即沉静下来，接着话题，一头埋入老莫的梦境——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冥想式的姿势，仰着头，微闭着眼睛，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独自回味。

　　我对老莫的情结，应该归于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曾特意带全家到莫斯科餐厅去“开洋荤”。那时我才3岁，个子太矮，脑袋都够不着椅子背，手又太小，刀叉都拿不住，本能地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肉吃。

　　父亲那时是行政13级，每个月的工资有150多块钱，而一个普通二级工当时的工资不过30多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像做梦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也像是做梦一样。

　　高大的房屋，蓝色的带白雪花的天棚，雕花的立柱，高背的椅子，绿色大理石的围墙和木地板等设施，仿佛是在宫殿里就餐似的。发亮的刀、勺、叉取代了国人习惯用的木制筷子，用银制的杯套放置的玻璃杯中棕色的咖啡又取代了常见的淡黄色的茶水，大底、细棍、大口的高脚杯又代替了酒盅。这一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以后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次老莫，当年能到这里来吃一顿饭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毕竟那是少数人出入的地方。

　　真正把“老莫”当作自己的家，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父亲的被打倒，一夜之间，自己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小哥几个不服，精神压力很大，在一起说起了“找家”的想法，自然首选的就是莫斯科餐厅，我们叫她“老莫”，因为不能够说是莫斯科餐厅，那就跟“苏修”有联系了，这样称呼别人还以为是叫一个人的名字。毕竟我们是生活在“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切事情都要谨慎。老莫就是那个时候被叫开的。

　　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们去老莫找“家”，去的时候还化了一下妆，不能够穿新衣服，要看上去很破落——道理很简单，一般人都不打死狗。可是到老莫吃饭又不能够太随便，于是穿上了黑皮鞋，翻出了箱子里父亲的呢子上衣，但又在外面故意罩上了蓝色的学生服，特意戴上了白色的大口罩，就是要让人认不出来是谁。当时去了不到10个人，不敢“扎堆”，生怕大家一起出宿舍大院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进餐厅之前，大家决定先派我去侦察一下老莫餐厅里是否有情况，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也害怕，问真把我抓住了怎么办？大一点的孩子说，你是小孩，抓住你也没办法，就说是“走错了门”。于是我大着胆子进入老莫，发现没有人注意我，餐厅里也很冷清，就踏实了。从餐厅大门一路跑到售票处招呼大家，心里高兴，口罩也摘了，腰板也挺起来了，这个环境我太熟悉了。

　　文革的年代，大家其实是很压抑的，一群身穿蓝色衣服的“革干”(革命干部)子弟和身穿绿军服的“革军”(革命军队)子弟，在父母被打倒的情况下，仍要跑到老莫来聚餐，其实就是想追忆以前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回避目前的困境。似乎人只有置身在这西餐馆里，才能够减轻精神上的压力。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不长。“革干”子弟和“革军”子弟常常打架，破坏了这个家的安静。随后，餐厅为了自身的安全，又请来警察常驻，我们就很少去老莫了。

　　1969年8月，我所在的西颐中学整个班都被挪到北大荒。离开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请难兄难弟到老莫吃告别饭。那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后一次去老莫。

　　1971年，我以知青的身份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当然去光顾了老莫。当时只有一种心理，要把这些损失都补回来。尽管当时对苏修怀着刻骨仇恨，但是对俄式西餐，对老莫还是情有独钟。高大的空间，高背的椅子还保留着，还有那副久违了的刀、叉、勺的餐具和银制的杯套。置身其中，仿佛寻找到了失去的一切。

　　1975年8月，我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全家人到老莫欢聚。1976年，粉碎四人帮，也是到老莫。以后父亲落实政策，朋友聚会，还选在老莫。对于老莫的钟爱，也就集中在这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中，来到这里就餐，既是在追忆逝去的年华，也是想找回曾以此为荣的经历。

　　90年代，工作和家务繁忙，我基本跟老莫断了联系。2001年，听说老莫重新装修了，我骑着自行车来老莫溜达了一趟，要了一杯可乐，躲在大厅的墙角，觉得又熟悉又陌生。老莫对我来说，归根结底的意义，是“梦开始的地方”。

　　其实怀念老莫也就是我这一代，我的父亲是工农干部，他对西式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太感兴趣。我的女儿今年22岁了，她爱吃水煮鱼，老莫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

　　乌托邦的精神会餐

　　那个时代到老莫吃一顿饭是很有身份的事，绝不同于老百姓在家里炖带鱼的感受

　　口述人 沈弘 北京媒体人 52岁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60年代初，当时所有的人都去北京展览馆看波兰工业展览会，我也去了，看见从老莫走出来的人，手里拿着面包，油汪汪的，馋死了。后来我们全家也去了一次，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一人要了一份，有红菜汤、炸猪排、炸土豆、生菜，太好吃了。那才是真正的吃西餐，没有人高声说话，没有叮当干杯的声音。

　　后来也去老莫吃过几次，但是文革时期就不再去了。那个时候去吃的都是干部子弟，把自己划进一个高贵的圈子，展示着自己高贵的身份。老莫的名字也只在干部子弟中流行。我夫人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革前全家几乎每周都要去一次莫斯科餐厅，文革开始后就再也不去了，直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听她叫过“老莫”这个名字。

　　老莫真正成为一种精神支柱还是1969年到1974年，当时所有北京插队出去的学生都干一件事情，就是晚上把煤油灯吹灭了，激烈地辩论北京什么最好吃，进行精神会餐。而几乎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提到老莫。虽然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吃过，纯粹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回忆中，话里话外都夹杂着优越感。后来到外地上大学，北京的同学返京后还一块相约着去吃老莫。但是80年代后，我就基本上很少去老莫了，去也是为了买当时4块钱一份的“树根”蛋糕，那个时候西点少，所以觉得好吃，现在就不觉得那么好吃了。

　　如今，你要问年轻人马克西姆，或者是凯宾斯基有人知道，但是问老莫可能就好多人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标志从此不存在了，我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

　　老莫三代

　　老莫伴随了我的一生，它在前进，我也在前进，几乎与历史同步，我与老莫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口述人 刘庆滨 北京计算机二厂退休干部 60岁 　

　　我的父亲是当时原料部的，专门负责接待苏联专家，现在叫前苏联了。专家经常邀请我们到老莫。我第一次进老莫时也就十一二岁吧，跟同学一说，我们班40多个同学简直像听天书。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我带他们才敢进去的，他们回来一两个星期兴奋劲都没有过。那个时候进老莫是一件神秘的事情。

　　我们家吃老莫的传统其实是从上一代开始的。我母亲就有俄罗斯血统，对俄式西餐感情很深。当时我父亲月工资挣100多块，我母亲是对外贸易学院副教授，也就是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一个月挣180块，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和毛主席的工资差不多。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老莫，感觉吃西餐比吃中餐要更亲近一些。其实文革前老莫大部分是高知去，高干很少去，他们都是从抗战、解放战争走过来的，除非是有外事活动，否则更习惯吃中餐。后来去老莫的人成分改了，会吃不会吃，敢吃不敢吃，都来了。惟一值得欣慰的是，老莫还是保留了一个高尚的氛围，这里没有划拳行令，大声呼和的。

　　吃老莫，其实就是吃回忆，吃氛围。

　　1973年，我陪同爱人来“老莫”，爱人是第一次光顾，很兴奋，我借机确立了我俩的终身大事。1975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刚会走路，我们一家就去“老莫”，没想到女儿太小，不懂事，蹲到餐厅地上就“方便”起来。我们一家人大惊失色，我满脸通红地抱起女儿就跑，从卫生间回来不停地向服务员抱歉，女儿却没事儿似的跑来跑去。万没有想到，1992年，女儿从职业高中毕业，分配到了老莫做服务员，我们一家人常常开玩笑说她是从小“扎根”到了“老莫”。其实女儿分到老莫，一开始我还不太高兴，毕竟是服务性工作；可是女儿很争气，一直挺努力的，还考了高职，如今已经是值班经理了。这也是我们一家三代与老莫的缘分吧。

　　听说老莫现在也打算实行会员制了，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老莫曾经给北京的中、老年一代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相信也将给新一代带来更多的憧憬。-

　　八九十年代：“老莫”是谁？

　　之一：柳芳中学(北京服装学校附属中学)

　　(初二1班)

　　侯霁峰(男)；不太清楚在哪儿，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

　　徐婷婷(女)：好像听说过，是不是在英国？

　　郭顺利(男)：是不是在王府井旁，感觉上是那种很大、很豪华、很有雅兴的餐厅？

　　(初二4班)

　　贾亮亮(男)：知道在动物园旁，名字很著名。

　　李争辉(男)：和同学路过老莫餐厅。

　　刘艺花、王蕊(女)：不太清楚在哪儿。

　　(德育处)

　　纪老师(女)：在广播里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我很少去吃西餐。

　　刘老师(女)：没去过老莫餐厅，一般吃西餐都到法国和美国的西餐厅。

　　通过对两个班的随机调查，95%的同学都不知道老莫餐厅。

　　之二：北京师范大学某一栋女生宿舍楼

　　赵娜(大三学生，中文专业，北京人)：小的时候，大伯带回过那里的蛋糕，很好吃。那时候北京物质挺匮乏，像老莫这样高档的餐厅，只有外事机会才能上那儿吃饭，我大伯挺自豪的。现在大学生一般不可能去那种地方，消费太高了。

　　赵某(大一学生，心理学专业，北京人)：老莫餐厅大概是建于五六十年代吧，好像是建国后十大建筑。曾经骑车路过老莫餐厅，里面的东西挺贵的，比一般吃饭贵一些。吃西餐，我们一般去好伦哥。

　　陈某(大一学生，历史学专业，贵州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莫斯科餐厅的镜头，我还记得这么一句台词：“我们去老莫吧！”镜头里的莫斯科餐厅里有大柱子，屋顶比较高，有壁画和西式板凳，顶上的灯挺大，像国外的西餐厅。有一亲戚准备带我去的，但最后没去成。

　　记者随机调查了四个女生宿舍，除了赵娜、赵某和陈某，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都没听说过老莫餐厅。

　　调查整理\汪苑菁

　　老莫：梦结束的地方 想象中的俄罗斯

　　2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迈出国门，倒是又去过几次莫斯科餐厅，每当置身其间，便浮想联翩，仿佛到了我想象中的俄罗斯

　　本刊记者/罗雪挥

　　王栋第一次走进老莫是在上山下乡后同

　　学聚会去的。那是他头一回用刀叉就餐，并且有点神思游移。平时读到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等俄国作家及他们笔下的涅瓦大街、圣彼得堡、伏尔加河，不时在他眼前浮现。

　　“既熟悉又陌生，简直就像到了俄罗斯。”在老莫的征文中，王栋这样感慨。

　　到老莫的人，有很多都是来怀旧的。俄罗斯情结造就了老莫，老莫也反哺了俄罗斯文化的中国制造。忠实于老莫47载的罗亚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甚至在亲自踏上俄罗斯的国土后，还以老莫的西餐口味来衡量对方的餐饮是否正宗，似乎有些可笑，但是这确实是老莫迷们的本能反应。

　　老莫餐厅经理许义婷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品牌商机，她曾经积极推动在老莫建设怀旧氛围，并曾向俄罗斯驻华使馆求助。文化处负责的俄罗斯小伙子今年31岁，十分茫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没有听说过。”他帮着找到了一盘俄罗斯老歌，那是80年代的一段迪斯科音乐。

　　当俄罗斯人都已经学会了遗忘的时候，老莫却成为了怀念前苏联的据点。每一次在北京上演的与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搭边的演出，无论是歌，是舞，是冰上芭蕾，都会将“到老莫进餐”作为一道诱饵。

　　前任老莫经理王兆忠没想过建设俄罗斯文化，而是趁着前苏联解体引进了俄罗斯厨子，其中有一个叫娜塔莎，王兆忠与她的翻译轻松谈妥，月薪500元，而这只不过是中国厨师的当月奖金数额。后来涨到了900元，直到娜塔莎离开。再后来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俄罗斯男厨师表现就不好，要手巾、要鞋子，还在厨房里发火，嫌待遇太低，很快走人了。但王兆忠已经派厨师每天将他们的新菜记录下来。这是现代老莫与俄罗斯最实际的一次接触。

　　如今，老莫除了主营菜式还是俄罗斯风格，很多设施已经与俄罗斯相去甚远了，桌上精美的小餐具是从法国进口的，而漂亮的桌布则是从国内购入的。现任经理许义婷解释说，国内现在生产这些东西已经很好了，反而是俄罗斯产品显得比较粗糙。

　　在曾任厨师长的王兆忠记忆里，50年代厨房里大量的餐具、酒和其他原料，几乎全部是从苏联进口的，十分精美，所以文革时期，俄制烟灰缸、餐具、闪闪发光的银勺丢失事件才会屡见不鲜。那些日子都一去不返。

　　王兆忠说，后来总到老莫吃饭的，也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他们老了。

　　而新一代的时髦孩子已经很少愿意再光顾老莫了，他们对老莫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倘若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到这里聚餐就显得太过隆重。对于他们来说，俄罗斯只是一个国名，而怀旧还远远没有提上日程。

　　失去了苏联老大哥的老莫，早已经不再是昨天。-

　　老莫餐厅经营的前半生与后世纪

　　-本刊记者/罗雪挥

　　如今，老莫餐厅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从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红色贵族的聚居地，转化为一个怀旧氛围浓郁的五星级西餐厅后，老莫一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和挑战

　　“老莫餐厅历史上停业过两次，每一次都是为形势所迫。”莫斯科餐厅经理许义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许义婷的前任经理人王兆忠还对第一次停业记忆犹新：大批红卫兵涌进了老莫，连喊带骂，并站到了桌子上，恐吓说谁吃谁就是修正主义，结果整个餐厅的顾客都被吓跑了。

　　莫斯科餐厅被迫关张。重新开业后，请了一个中餐大厨，西餐厨师打下手，食谱是烧茄子、熘肉片、炖肉、米饭，生意不好，一个叫秦大同的老顾客回忆说，“当时刀叉难逃‘资修’之干系，故餐具只剩下相对革命的勺子。烧茄子的厨艺真不敢恭维，少油寡盐地连火候儿都不到，其水准甚至不及串联接待站的，堪称化神奇为腐朽。”

　　老莫第二次停业在2000年。花巨资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增加了多功能厅和包间，可容纳600人同时就餐，增加了对外承办企业产品发布会、商务会议等各种活动。

　　许义婷说，决定装修的时候很矛盾，不知道会是名扬千里还是遗臭万年，因为顾客会有比较。经营老莫的难处在于，从来没有一个餐厅像老莫这样，一点一滴都备受领导和老顾客的关注。有一次，他们试图把大厅里的四根柱子用红绸包起来，以便在年节时体现一点喜气，结果有个老顾客反映，一进来没有看到熟悉的柱子，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豪华的装修后，老莫上了一个档次，如今到这里消费，人均至少110元。许义婷认为，在这样的氛围里就餐，本身就具备价值。

　　“变了的不只是装修，还有观念。”许义婷这样评价新与旧之间的更替。

　　这些变化体现在两代老莫经理人的工作重心上，从河南农村来的王兆忠被分配到了厨房，那是他所无法想象的好工作。他常常在晚上餐厅打烊后苦练做糖花的技术，精心地做出月季花，花瓣都是一瓣一瓣对上去的。后来王兆忠升任老莫经理，他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在菜式上精益求精。

　　接任王兆忠任职经理的许义婷是空降兵，做展览出身，是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老莫。“我其实并不太喜欢餐饮这一行，但做好老莫是我的责任”，许义婷说，她考虑得更多的是老莫的品牌内涵，以及不断现代化的进程。去年12月，老莫首次装上了现代化的收款机，老莫的大灶也换成了天然气。今年，许义婷发动员工，在北京国贸中心等白领集中的地方发放了市场调研问卷，希望开拓新客源。菜也不仅仅是围绕俄式了，创新菜上了三四十种，包括法式蜗牛，还有三文鱼等。她还打破了老莫从不做广告的传统，不仅在北京音乐电台做广告，还在晚报上做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征文。

　　人员储备上，两代人的命运也相去甚远。上个世纪50年代，老莫员工大都是从东北和上海作为国家需要的特殊人才调来完成政治任务的，赵学诚就是那个时候从东北被招进来做服务员的，感觉特别自豪和了不起，兢兢业业干到1995年退休。而如今的老莫因为体制原因，不能直接对外招工，只能从外地的职业学校招人，实习一年，完了就再轮换一茬。今年的50名新实习生来自武汉，许义婷说，“每年7月换人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

　　与老莫员工的变化相比，老莫顾客的口味更可说是天翻地覆。1959年，一个叫张玉英的女孩子谈恋爱，与男友去老莫吃饭，她告诉好友：“吃得可多了，菜里的油特多。”而如今，许义婷提到有顾客反映沙拉没有原来好吃，“50年代吃一个沙拉的感觉和现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物质这么丰富，吃什么都没有原来香了”，许义婷十分坦率。

　　老莫不再是高高在上。王兆忠说，以前顾客来老莫，即使是夏天也穿着最规矩的衬衫，今天有的人可能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就进来了。许义婷说，有顾客点“拍黄瓜”、“糖拌西红柿”、“煮鸡蛋”，只要厨房里有原料，顾客想要我们就上。

　　老莫半个世纪的历史就在两代经理人的对比中，在1954与2004的缝隙中无声无息地滑走了。

　　而50载老莫风云，使得王兆忠从一个不甘心在河南老家种地、只身闯北京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位洋派十足的绅士，对西式品位津津乐道；而许义婷则从一个从事展览的外行变成了五星级餐厅的标准职业经理人，她认为老莫的市场化趋向势不可挡。

　　“老莫经理人”与老莫一起，在与俄式大菜打交道的过程里体味着岁月的流变。-

　　老莫简史

　　地处北京展览馆建筑群的莫斯科餐厅建于1954年。北京展览馆是在苏联帮助下，在北京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的、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展览馆，预备让人们在展厅里学习苏联的工业，在剧院里观看苏联的芭蕾，在艺术厅里品味苏联的绘画，在莫斯科餐厅享受苏联餐饮。但如今只有俄式的西餐在这段中苏联姻中幸存下来，并且几乎记录了中苏蜜月里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

　　1954年这里举办的第一个展览会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并亲自剪彩，并在莫斯科餐厅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苏联贵宾。

　　1957年，在庆祝前苏联建国40周年的活动中，这家餐厅迎来了朱德，厨师还特别为他制作了两个巨型糖花：一座克里姆林宫，一座天安门。

　　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大小宴会几乎都由莫斯科餐厅制作，老厨师长王兆忠回忆，最大规模时300多个员工都要出动，带着菜、锅碗瓢盆，甚至连桌子都要拉过去。

　　除了接待贵宾的功能，莫斯科餐厅还是当时北京第一家对外开放的西餐厅，大部分客人都是留苏的知识分子，并不乏文艺界的名流。赵丹、白杨、周信芳、张君秋等曾一度是常客。

　　最早的莫斯科餐厅凭券供应，能够获得餐卷的人都非等闲之辈；而保卫莫斯科餐厅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甚至带冲锋枪守卫地下室，多年后，他们绝无仅有地成为以离休干部名义离岗的门卫；莫斯科餐厅的高贵之处还体现在男服务员50年代就发皮鞋、料子裤子、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则额外发香水；而特殊年代，莫斯科餐厅与驻华使馆一道，成为少数被“特殊供应”的单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量也没有削减分毫。

　　文革时，莫斯科餐厅更名为北京展览馆餐厅，一些干部子弟常常光临，正是他们发明了“老莫”这个称呼，在许多关于文革的作品里，老莫成为重要的道具和场景。

　　如今，莫斯科餐厅隶属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北京展览馆。主营俄式西餐，同时兼营英、法、德、意式西餐，就在它方圆100米之内，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吉野家、永和豆浆……北京所有叫得上名号的中、西洋快餐齐聚在这里，无声地包抄过来。

　　但老莫却依然处变不惊，其营业时间仍然牢固地维持着按点开饭的特色，只是晚上开门比50年前推迟了半个小时。老莫现任经理许义婷说，那是为了适应现在大家的交通和居住环境，因为路越来越堵了，房子也越搬越远了。老莫也曾经试图拉长营业时间，但老顾客们早已经习惯了老莫的脾性，不管是骑自行车来还是开车来，他们自觉地按钟点来，按钟点走。

　　老莫与老莫的老顾客一样，日子久了，就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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