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博士挂职县长 沉到中国底部体验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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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李径宇

　　陈昕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他写了无数文章，但对自己在重庆市奉节县做三年挂职副县长的经历，只字未写。

　　“假如我去的时间很短，比如一个月，很可能写。但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时间一

长，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其实很少。”

　　“写了让谁看呢？让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看吗？我怎么配？他们会因为我的无知而笑掉大牙。让城里人看吗？他们向来不关心这些。”

　　“有些人感觉，自己是城市人，是知识分子，就水平高，能力强，到处指手画脚，我认为那是‘无知’，是浅薄。基层干部，每天处理着中国最基本的具体问题。在他们面前，我们连小学生都不是。”

　　挂职县长 官场另类　

　　1997年，陈昕和中国社科院39名博士一起到重庆挂职。别人留在了重庆或重庆周边地区，他去了离重庆400多公里的贫困县——奉节，任挂职副县长。

　　一年期满后，按照组织部门的要求，“博士团”的成员要么留在重庆任副厅职，要么回社科院。陈昕既没当官，也没回京，他请求继续留在奉节。他说，许多事才刚刚开始。他想沉到底部，不愿浮在表层。

　　大巴山的余脉叫巫山，被长江拦腰切断后形成三峡，奉节就在三峡西首的瞿塘峡畔。陈昕去奉节时，三峡移民工程正在进行，奉节古城还没有被水淹掉。这里有白帝城、夔门等名胜古迹，文化底蕴厚重，让人忘身其中、悲天悯人。同时，这里地形复杂，山地贫瘠，经济落后——在重庆43个区县中，奉节的经济排在倒数三位之内。

　　“许多上面来的人，‘下车伊始，咿里哇啦’，不知天高地厚。呆几天，就走人，根本不清楚下面的情况。”奉节的一位干部说，“但陈昕不同。”

　　陈昕到奉节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处请教。到县里各个部门，到乡村。

　　陈昕到的第一个部门是旅游局，一大早他就和旅游局的干部去很远的边远山区查看项目。他们去的地方叫做茅草坝，因喀斯特地貌形成天坑地缝，旅游局想开发它，那里没有柏油马路，都是盘旋的山路，非常险，经常有滑坡和塌方发生。

　　“茅草坝农场真是很美，我前后去了20多次，但真正旅游就一趟，也是为了考察。当时，还没有任何旅游设施，我进天坑，走地缝。开发出来后，就再没去过。”

　　在三个月，他去过政府几十个部门，找了上百人谈话。人们告诉他，因为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过去曾处于长期论证阶段，国家几乎完全停止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里的经济不进反退；全县104万人口，80%是农民，农业也很落后；县里81家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亏损，可还没有一家改制；各家企业的职工经常到县政府请愿上访。

　　“因为我是局外人，县里的一些矛盾和纠纷比较容易介入。县领导利用我的这一‘优势’，也看到我想做点事情，就让我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棘手工作：奉节县企业改制和对外招商引资，农业调产等。”

　　企业改制最大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工人的安置。因为每一项国有资产，都将转换成新的资源，新的投资市场。这涉及到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对政府来说，也是挑战，产权多样化后，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权。

　　那段时间，经常有企业职工或明或暗地找陈昕反映问题。陈昕也向他们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县属茅草坝林场的100多个职工，十几年没有领工资了。守着10万亩林场竟负债累累，再投入的钱也跟不上，生态严重恶化，一派萧条。

　　有人向陈昕举报，该林场场长在改制前，监守自盗，盗伐木材80亩，变卖分赃。在这之前，也有人多次举报过，但政府没去查。

　　陈昕与纪检政法部门，连续去山上调查。山高路远，汽车要走100多公里。路况很熟的司机也要5个小时。最终林场厂长被判三年。

　　后来，美国亚克投资公司买断茅草坝林场，成为重庆第一家与外资联营的国有林场改制企业。

　　陈昕共全程操作了9个企业的改制和资金、项目引进。“企业改制时，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继续当厂长，千方百计抵制改制，拒绝引进资金。实在没办法了，就乘机捞一把将它甩出去。有的人把企业当作自己家的，竟然理直气壮地拒绝与外部合作。” 陈昕说，奉节企业改制尚且如此，可知全国企业的改制有多么错综复杂。

　　三年没学会稍息立正

　　陈昕住在县政府招待所二层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里。屋里经常放一箱方便面，因为他常工作忙到赶不上招待所开饭时间。

　　他一个月只有600元钱的工资，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每月的全部收入——博士团规定不许给地方增加负担。他最窘迫的时候5元钱挺了17天。经常抽的烟是很便宜的“宏声”——许多农民都不抽的那种。

　　一年期满时，“博士团”成员都被招回重庆，商量去留问题。有11个博士被安排担任副厅职，其余的人都回社科院。征求陈昕意见，他不愿意到市里，也不想回社科院，要求仍留县里。三年之后，社科院让他回来，他问重庆的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却总是没有答复，他只得走。

　　走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三年前，博士从政是一股新风潮。意思是，三年后，时过境迁，地方上引进几个博士当官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而陈昕错过了那股风潮，安排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

　　临回京时，有人说，他三年来没学会“稍息立正”。意思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基层，从来不懂得在领导面前作“立正状”。

　　“知识分子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2004年9月底，在北京东长安街中国社科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记者见到陈昕。他高而瘦，脸色苍白，像个学生一样挎个小背包。

　　“我去奉节就是学习去了，你不要认为这是矫情话，是谦虚。不是。在基层干部面前，那怕是一个乡长，一个村长，都让我发自内心地诚惶诚恐。”陈昕说。

　　“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有一个责任，应该做这类事，我们不做，说明我们教育的失败。长期以来，应试教育使新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利己主义价值观，人人想做人上人，想被看作是社会精英，大家都在追名逐利，沽名钓誉。在这种价值笼罩的背景下去基层，就叫做‘傻’。知识分子缺乏对人民、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责任。”

　　陈昕说，一段时间来，在知识界，很少有人愿意做“不富而贵”的精神贵族了，有车有房是大家的基本追求。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怎么能了解到下边老百姓贫困到什么程度？即使看到了，也是走马观花，当西洋景看，没有基本的人文体恤。

　　从奉节回来后，陈昕又开始了自己知识分子的生活。他是中国研究消费主义的专家。

　　“不管怎么说，活到我们这个岁数，能有一段直接为老百姓服务的经历，已经很难得了。面对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觉得我们那些学问真是苍白无力。”

　　陈昕走后，县里的人说，他不图高官，工作能力又那么强，而且是贴钱给这里干，但人家都不留他，这是为什么？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他太知识分子了，跟不上形势。

　　2000年12月的一天。早8点，雾气浓重，他独自提一个大行李箱，从县城的小台阶一直走向码头。身后的奉节古城淹没在一片浓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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