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的托付――记基层干部的楷模周国知（下）

　　十来个鸡蛋，三五斤挂面，一两袋白糖……

　　知道周国知患肝癌在县城住院，先后有130多个乡亲翻山越岭从百里之外赶来看他。

　　安慰的话都是一样的，可周国知的话不一样：张家的党参长得好不好？李家的烟叶烤了多少？消茅户的新房盖到了什么程度？受灾户的口粮有没有着落？

　　杨柳坨村的何泽贵逢人就说：我去看周主任时，他病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在问我们组消茅户何云成家的瓦盖了没有？没有哪一桩说到自己。

　　周国知的病情越来越重。2003年8月31日，大哥眼看瞒不住实情，泪水横流地告诉周国知，他已是肝癌晚期。周国知没有震惊，却火冒三丈：“既然是这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花了这么多钱，这是全乡一个月的工资呀！”

　　这一夜格外长。兄弟俩说了一整夜的话。眼眶热了，再热。

　　周国知一声一声的“哥”，叫得周灵知肠子拧成了绳。周国知向大哥郑重交代了几件事：“我死后，不要搞封建迷信，不要对困难户声张。另外，请乡里安排个车接我回家。有段路太差，叫家里准备担架，车不能走了，就找几个人把我抬回去，莫把车子搞坏了。”

　　周灵知知道，弟弟20年来穿解放鞋，走遍了全乡的山山岭岭，从没要政府安排过车。他是怕坐客车太颠簸死在半路上，看不到80多岁的老父亲，看不到等着他的老乡们。

　　“哥，勾腰坝村2组的汤生彭我放心不下，你得抽空上山替我给他捎句话。他家也是‘消茅户’。我早已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便宜瓦，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妻子病重，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两个细娃没成人，看能不能在政策许可下，给他们适当照顾。”这是一个愧对家庭的丈夫、父亲，参加工作20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组织开口。

　　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周国知托人把消茅户胡柏春的大儿子找来，塞给他100元钱。说：“我没能帮到底，对不住了。你们要想办法把新屋建起来，一家人过上好日子。”随后，他又一再拜托去看他的乡党委副书记黄长喜：“把胡柏春家的事放在心上。”

　　9月18日，周国知去世的10天前，现任乡民政助理魏光荣去看他。周国知伸出一根指头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有几件事托付你：一、民政工作是个细活儿，你性子烈，要多些耐心。二、我死后乡亲们会来给我守夜，我家里的煤不多了，麻烦你帮我买点煤回来，烧两盆火烤，再把年猪杀了，不能让老乡们冻着、饿着。还有，“民政办库存的100多床救济棉絮，一定要弄出来晒一晒，免得烂了”。

　　“我活着没看到消茅工作完成。死后，你们要把我埋在高山坡上，让我能看着他们搬进新房。”这是他跟大哥、跟儿时的伙伴魏光荣，交待的同一件后事。

　　9月27日晚10时，42岁的周国知坐在藤椅上，握着妻子的手，离开了。

　　当夜，数百名群众自发来为他守夜。人越来越多，群众就从自家扛木头，给吊脚竹楼“打撑子”加固。

　　送葬那天，村村寨寨的乡亲们天不亮就起床，从几公里、几十公里外，打着手电，举着火把，来给周国知送行。挖断山村民马汉业借了30元钱买来一串鞭炮，走了20多公里路来送周国知。

　　长长的送葬队伍，不见首尾。乡亲们在自家那眼看就要收获的玉米地里砍出一条5米宽的大道，让周国知的灵柩通过。

　　天下着雨，人们分不清那是泪，还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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