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中国商会执行主席:我们不能再打价格战了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8日11:41 南方周末

　　记者：您是温州人，在西班牙已有近20年时间。温州人在西班牙处于什么社会阶层？温州产品在当地是什么地位？

　　王绍基：绝大部分去到西班牙的温州人都能够生存下来，能赚到钱，温州轻工产品在西班牙也不难见到。但99.9%的温州人没有进入主流社会，95%的产品没有进入主流渠道，许多好的产品成了地摊货。无论是人群，还是产品，在西班牙都没有能够赢得应有的尊重。

　　记者：温州人正在国外经历着他们在国内已经经历过的创业阶段。可您似乎是特例，在当地您是受人尊敬的商人，您认为自己是另类的温州人吗？

　　王绍基：我是一个传统的温州人。不过，我希望温州人克服自己在文化上的顽固性和不兼容性，因为这已经成为温州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根本障碍。

　　我在西班牙摆过地摊、在地铁站拉过小提琴，后来的顺利是因为我赢得了当地合作伙伴的认同。他们晒日光浴，我跟着；他们花两个小时喝一杯酒，我也学着；他们在周末关掉手机，我也关了……合作伙伴在心理上首先接受了我，因为我尊重、认同他们的商业文化。仅此而已。

　　记者：温州人在文化上有什么问题会妨碍他们在海外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王绍基：海外温州人大多也赚钱只是大部分囿于自己的小圈子，因为暂时赚钱，不愿了解、认同当地的文化，很难学到他人的长处，给自己制造了局限。

　　温州人性格中好的一面是亲情、冒险、灵活、坦荡，不好的一面是不够规范、缺乏知识化和理性化。国内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中，也许对比不那么强烈，但到了海外，面对的是200多年来形成的商业文明和国际惯例，如果不能接受、吸收先进的东西，不改变自己，在别人的地方，你就是怪物，迟早会被人排斥。

　　记者：大部分温州人是如何进入西班牙市场的？

　　王绍基：温州人主要依靠华侨开辟当地市场。通常的方式是，通过熟人找到华侨，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登广告招商，租赁铺位，开始销售产品。由于中文报纸对当地居民毫无影响力，华侨在当地又多数生活在最下层，所以店铺、摊位都在低端市场，日常购买温州产品的也是中下阶层的居民。

　　许多质量相当稳定、在国内知名的温州品牌，到了西班牙也就只能到打价格战的鞋城销售，好产品变成了低档货。

　　有一些比较大的温州企业，也有国际化的愿望和动作，但是由于没有突破这样的方式，所以并未达到目的，另外一些企业大喊国际化，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国内市场的份额，口惠而实不至。

　　记者：按照这样的逻辑，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其实是两种商业文化冲突的后果？

　　王绍基：很大程度上是。在西班牙，温州人之间自己的价格战打得难以获利，不得不避开正常规则，以非正常的操作方式降低成本——“竞争”成了非正常操作能力的竞争。

　　在欧洲，一般公司一个产品的价格可以用半年，甚至一年，但温州企业的价格只能用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国内再好的产品到了他们手里难免这种厄运，所以在价格形象上已经注定是低档货。

　　如今欧洲国家的居民睁开眼睛，满眼的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似乎中国产品已经大举入侵。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当他们的国家卖给中国一架空中客车时，整个温州的鞋子加在一起都支付不起。中国刚刚订购了70架空中客车，西班牙是负责造飞机翅膀的，140个翅膀，要多少轻工产品才能换回来？

　　欧盟的整体经济政策是出卖他们本土轻工业制造商的利益，而当地的小企业主们，却将政府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归咎于中国商人，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人不是第一批冲击欧洲市场的亚洲人。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人冲击了他们的电子市场，韩国人冲击他们的汽车市场，可当地人并没有用过激行动对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韩国人和欧洲人用的是同一套游戏规则，当地人输了服气。

　　在西班牙，温州鞋的价格战已经让价格低到了不可能的程度，在当地人看来就是非法价格，心理上不服气，所以他们频频抗议。这是悲剧，对任何一方来说，无论结果如何，都毫无胜利可言。

　　记者：显然，失去理性的价格竞争更多地损害了自己。在您看来，温州人有超越这个层次的可能性吗？

　　王绍基：不是可能性的问题，是别无选择，必须超越。

　　价格战不仅降低了企业和产品的层次，也使国家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电力不够、工人低工资低福利的代价，现在我们廉价卖产品，其实就是廉价卖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储备。很难说这样的代价我们还能承受多久。

　　事实上，价格战也使国家付出了外交资源。接连不断的反倾销，许多需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在解决中，或许别人给了你面子，当别人有要求时，你总不能不考虑吧？这也是在浪费资源。

　　我无数次地通过媒体说，凡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人，凡是有实力的人，现在应该赶快退出价格战，赶快建立自己的品牌。这是温州人必须要走的路，也是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温州人现在有资本和产品的后盾，温州企业家有责任为中国塑造国际品牌。

　　做品牌的过程不可能速成，需要持之以恒。这和学古典音乐一个道理——从不会到会很快，也很容易，从会到精通，却要经历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随着别人糊里糊涂赚钱，赚得再多也只是财主而已，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当别人不能赚钱时他仍有利润，这需要通过品牌实现。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温州企业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品牌的价值，品牌战略已经被许多企业广泛采用，现在的问题是资本被大量吸引到房地产等“赚快钱”的行业，品牌的事情似乎可以搁一搁。

　　王绍基：这就是我担心的急功近利。温州的经济到现在还处在资源竞争的时代，地皮比产品赚钱。可是在国际上，我们正在失去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与其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不如说温州人是“中国的印度人、阿拉伯人”，他们更具有投机性。犹太人是极其理性的、追求完美的民族，他们把每一项事业当作艺术，都做到极致。做品牌需要完美主义，欧洲的工人把一颗螺丝钉都要做得很精致，从没考虑过偷工减料，这笨吗？一点不笨。欧洲人就是通过这似乎很笨的逻辑，让人们保持一种良好的习惯，一种执著。我们需要这样的执著。品牌和高附加值不可能在粗制滥造中产生，不可能在四处投机中产生。受人尊敬的民族应该有受人尊敬的品牌。（本报记者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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