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由谁来对平遥古城墙坍塌负责？

　　周末报报道 2004年10月17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位于平遥古城瓮城外侧东部发出轰然巨响，在腾起的尘烟中，一段长约15米左右的古城墙突然坍塌了。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不会因此摘掉平遥古城世界遗产的帽子，但从现场探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不能不算作古城保护工作的一次失败。

　　在之后的一个礼拜里，随着探查城墙坍塌原因工作的不断深入，先前一直争论不休的古城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又一次被激化，而谁该为这次坍塌负责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坍塌让古人背黑锅

　　据当地文物部门透露，坍塌墙面长15米、厚3米(总厚度5米)、高10米，上千块青砖落地。幸运的是，平遥古城南门历来游人稀少，再加上坍塌时间是在午后，并没有游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平遥县文物局立即拉网封锁现场，并于18日上午上报山西省文物局。当日下午，山西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董养中、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副所长任毅敏等到达城墙坍塌现场，进行原因分析，并指挥采取了初步补救措施。

　　同时，山西省文物部门也通过媒体向外界宣布，平遥古城墙中坍塌的部分只是表皮的一层砖，坍塌部分长15米，高10米，但厚仅24厘米。那只是清末修护时裱的一层砖，坍塌是因为城墙内回填的土没有夯实，外面砌的砖也不牢固。坍塌后发现城墙内的土不是夯土，是虚土，因为到现在里面的土还有下滑现象。

　　据董养中介绍，现在看到的平遥古城，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进行扩建后的模样。虽然平遥古城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部维修，但由于古城周长6.4公里，每年的维修各有侧重。以前对于北城墙和西城墙的修护比较多，而由于南城墙表面保存一直比较完好，从没发生过大的险情，专家也就不曾有机会研究城墙的内部结构。

　　董养中说：“这次坍塌第一次暴露了城墙的内部结构问题，对所有研究平遥古城的专家来说，这会是一个契机——修复好南城墙之后，我们的专家会对各个门的城墙作检测，并着力研究平遥城墙的其他内部结构。”

　　另外，他告诉记者：“今年雨水较多，而南城门的散水系统还没有完成，这是南城门表皮坍塌的又一重要原因。10月17日我们赶到坍塌现场时发现，南城门城墙附近淤泥堆积的平均高度已经达到1米，这都是雨水冲击后堆积冲到城墙根上的。平遥古城中位置最低的是北门，但北门从未出现坍塌，可见无法及时排水是坍塌的又一症结所在。所以排水刻不容缓！”

　　平遥文物局副局长李树盛认为，墙体倒塌主要有四大原因：其一，倒塌处墙体比周边墙体斜度小，不结实；其二，倒塌处外墙墙体酥碱重；其三，倒塌墙体内的夯土太松，出现滑坡现象，对外墙砖产生侧压；此外，倒塌处墙体砌墙技术不标准也会导致几百年后发生坍塌。

　　根据当地文物部门的情况通报，平遥古城墙是“古代豆腐渣工程”的说法在全国流传开来。

　　庆幸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表示，城墙自然坍塌不会使平遥古城被世界遗产除名，但坍塌部分应该修缮。

　　148年的“古代豆腐渣工程”

　　山西省平遥县是目前我国惟一以整座城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而古城墙被誉为平遥“三宝”之首(古城墙、镇国寺和双林寺合称平遥“三宝”)，文物部门早已开展有效的保护工作。

　　作为“三宝”之首的古城墙，竟然是一个“古代豆腐渣工程”。而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豆腐渣工程”是如何建成的呢？

　　根据史料记载，平遥古城位于县境北部，旧有夯土城垣，相传为西周大将尹吉甫所筑。明初，为防御外族南扰，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垣基础上重筑扩建，并逐步完善为砖城。城池周长6163米，墙高10—12米，上有垛口、敌楼、角楼、奎星楼和瓮城等建筑。

　　原山西省人大代表董培良向记者介绍说，平遥古城墙历史上大规模的维修总共26次，最后一次是1979年至1993年。当时任平遥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的赵昌本也参加了这次维修工程。他告诉记者：“历史上的25次维修都是为了战争，最后这次是头一回把古城墙当作文物来进行保护的。历时14年的维修工程原则是：先救命后治病，重点是抢救快要倒塌的城墙，城门的修复没有考虑。”当年古城墙上建有水塔、监狱的岗楼，最大的危险是六七十年代在城墙根基下的防空洞。“当年的施工方法就是在防空洞里，每隔一米修一个柱子。”赵昌本老人说，防空洞就在西城墙和北城墙下面。

　　记者又从《平遥古城墙历代修筑情况表》中得知，本次发生坍塌的南门的修补工作在清代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684年—1706年)：“修补南门瓮城二丈，补修瓮城四余丈。”

　　其后为了抵御农民起义军的攻击，又于清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1850年—1856年)修补了一次，当时整个平遥城墙都得到补筑，并将南门增高数尺。董培良认为，可能是当年仓促“增高”时损伤了城墙。

　　清史专家、北京大学的房德邻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陈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清代康熙、道光年间的工程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在那两次的城墙补筑中，官员腐败导致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不无可能。

　　陈桦认为，别说是修筑一座县城的城墙，清代就算治河工程和海塘工程中也时有腐败现象产生。治河工程是清代最大最长期的工程，每年政府都为之投入大量的钱财，治河工程中的腐败问题表现得最为集中，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这些过程当中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偷工减料。例如，明明应当建造一丈长的河堤，但是他们只造了八尺，再从地面往下挖两尺来补足剩下的两尺。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典型。河堤没在水下的部分按规定应当用石头砌成，但是他们往往用乱石或者木头填充了事。如果上级官员来检查，则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对工程进行伪饰。二是虚报价格。这与今天的某些腐败现象相类似，工程督建者通过赚取报价和买价间的差价来获取高额利润。在清代，工程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人皆知。政府不太关注腐败现象的本身，而是重视工程的质量，只要不影响工程质量即可，因为政府往往投入了大量财力还出现质量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清政府有一种工程保顾制度，在两三年内如若出现工程质量问题，那么与其相关的官员要受到处罚，处罚方式有罚俸、赔补、抄家、判刑等等。

　　不过房德邻认为，对于工程质量当时政府也只监督两三年，从最后一次修补南大门的1856年算起，到今年已经有148年的历史，这样的“豆腐渣工程”就用不着当时的官员背黑锅了。既然这黑锅不用古人来背，那责任自然该由负责维护的人来负。那么该承当责任是当地文物部门，还是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呢？

　　主管部门有权怨没钱

　　在这次坍塌事件之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缺钱的抱怨。李树盛告诉记者，文物局在探查事故时除了了解坍塌的原因，同时还发现很多可能导致再度坍塌的隐患，但苦于并无资金进行维修。他说：“县财政拨给我们的钱仅仅能维持日常的办公！”

　　李树盛说，针对古城南门一段多处出现裂缝存在许多隐患的情况，县文物局已经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维修报告，方案已经通过，但800万元的维修资金目前还没有到位。

　　董养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平遥财政、文物、城建等部门负责人都曾向他表达同样的期望：为更好保护平遥古城文化，国家、省文物部门应划拨更多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因为“太缺钱了”！

　　根据平遥县2003年年终工作报告分析，平遥财政收入上缴后，剩余财力基本上只够维持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资支出，是山西省有名的“吃饭财政”。可根据2002年制定的“十五”计划，平遥新城开发、古城搬迁和改造三项费用合计需要高达20多个亿的资金，这对平遥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从当地政府公开的信息中，我们得知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已经从1997年的125万元增加至今年的4000万元以上。

　　但李树盛称，事实上，平遥文物局根本无法直接抽取门票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城墙维修。他说，掌控巨额门票收入的是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旅游公司有钱怨没权

　　2001年，平遥想到上市融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山西省政府的支持。2002年5月24日，平遥成立了由政府占主体的平遥旅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遥股份)，计划把古城的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上市。

　　平遥股份主营平遥古城景点经营、住宿，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是古城保护和新城建设的实施主体。注册资本金3200万元，其中平遥县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占有股权81.25%，太原东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占6.25%，另外，平遥县陆源焦化有限公司、太原东日商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各占3.125%。除第一大股东外，其他都为民营企业，其中太原东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为张小虎所有。公司由平遥县常务副县长常明德任董事长，张小虎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另一民营股东王春福任总经理。

　　按照平遥股份成立时制定的发展计划：“平遥古城不依托以效益为目的，实行资本要素的最佳组合，5年内完成古城总体开发，实现古城封闭式管理，达到经营景区转变为经营城市的目标，2005年实现国内A股上市。”这个计划还包括首批推出35个项目，总概算投资8.36亿元，其中包括34个古城保护项目，一个新区开发项目。古城内机关企事业单位搬迁及相关建设项目9个，概算投资2.03亿元。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6月18日发文批复了这些项目，但巨额的资金缺口有待解决。

　　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门票收入从1997年的125万元增加至今年的4000万元以上。至于门票收入的去向，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小虎作了简单介绍。他说，根据与平遥县政府的合同，门票收入第一年向县财政上缴300万元，第二年上缴450万元，直到第十一年上缴2000万元，除去员工工资、股东收益外，剩余部分进行旅游开发运作。

　　张小虎说，在公司成立时，地方政府曾给予平遥股份许多优惠税收政策，但最终都没有兑现。

　　虽然在经营上获得成功，但该公司却抱怨主管部门并没有完全放权给他们。张小虎转述地方文物局的观点说，“按文物法规定，平遥古城作为文物，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这让张小虎和王春福始料不及，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古城的惟一经营权，但对于古城的经营，地方文物局作为上级主管单位仍同时拥有发言权。

　　据张小虎说，比如来古城拍片的大量影视摄制组，和县文物局协调即可，平遥股份得不到利益。在公司办公所在地——一个三层楼和几间平房组成的大院——尽管公司拥有独立产权，却依然挤进了县文化局、执法局、交警队、旅游局、平遥日报社等10多家单位，不过这些单位并不向平遥股份支付房租。这是上市后不允许出现的事情。

　　在平遥县政府成立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后，还拟定了今年完成上市的准备工作。但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小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原定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其中很大因素是公司和文物局等单位的关系并没有协调好。

　　除了上市受阻，平遥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还试图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一笔贷款，但目前还未兑现。

　　“目前公司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协调。”张小虎说。

　　但山西当地一位研究旅游经济的专家分析认为，这次坍塌已经不仅仅是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它还是由本应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在夺利过程中遭到互相推诿造成的。

　　想发财动错了脑子

　　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谢凝高主任认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对于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有着特殊意义。事实证明，任何景点、任何地方一俟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立即身价大涨，带来旅游业的大发展和丰厚回报。”

　　不过谢凝高指出，如此丰厚的回报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度开发和盲目开发，这也引发了一些人的困惑，感觉保护和开发是互相矛盾的。在他看来，这些人正是发财动错了脑筋！遗产是用来保护的，而不是给你用的，现在用完了我们的子孙问谁要去。

　　谢凝高说，为什么我说不矛盾呢？都江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拆掉了许多建筑，包括索道、娱乐城、旅游列车，还有好多旅馆，使城市和景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紧贴着它来造房子。这样的做法没有坏处，为什么呢？改造后第一年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前两年其城市房地产的价格提高了两倍。

　　“解决管理权的归属也是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语气沉重地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很多遗产的管理权在地方政府，而不是在中央。这很不正常，地方政府有它的局限性。很多情况下遗产的保护决定于地方政府。如果决策者头脑清楚，可以管理得很好。问题是，换了一届，是不是也这么好？光靠人治的问题是很麻烦的。而在国外，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国家公园都直属中央政府管辖。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值得借鉴的地方。”

　　本报记者　周益　实习记者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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