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失忆与新记忆运动

　　若干年来，“国家失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但在中国民间，“私人记忆”等构成的“新记忆运动”却始终没有停止

　　文/朱大可

　　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

　　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在丧失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可以这样说，“国家失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

　　文革终结仅仅30年，大量血腥事实已被时间抹除，甚至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也悄然淡出了历史。政治性遗忘像SARS一样四处传染，疏离着我们与历史的密切关系。而在记忆溃烂了之后，一些人却利用了这种文化失忆效应，他们以文革话语制造革命幻象，尽情诱发着“愤青”的话语暴力。这个事例从反面证实了“国家失忆”的重大效用。

　　多年以来，就在官方史学家们修史的同时，国家各类档案多遭尘封。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各级档案馆仍然以所谓“国家机密”的理由拒绝对个人开放。查阅者必须出示“介绍信”和确认政治身份后才能阅读少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旧卷宗都被封存起来，仿佛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

　　令人庆幸的是，从外交部开始解密部分档案开始，对它们的解密正在缓慢起步，向我们呈示了一种修复失忆的希望，尽管它还远远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基于“国家记忆”的严重障碍，“私人记忆”近来开始盛行起来。从杨绛《我们仨》、胡兰成《今生今世》，到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张元勋的《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等等，这些“私人记忆”突然从历史性昏睡中苏醒，变得生气勃勃，成为图书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它们要取代“国家记忆”的权威地位，向我们诉说已经蒸发了的近现代史真相。

　　历史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私人记忆”：丘吉尔式的历史记忆和普鲁斯特式的文学记忆。前者是一种纯粹理性回顾，而后者总是洋溢着感伤而忧郁的怀旧气质，令记忆获得一种美学的品质。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就是私人记忆美学化的一个文学范例，它在“创伤记忆”中从事有关恋母情结的叙事，最终在张贤亮“知识分子原罪”的忏悔和自虐中达到高潮。

　　尽管杨绛和胡兰成的记忆属于非虚构性文本，但它们都具备了“作家记忆”的基本属性。他们奋力书写着在个人情感经验中扭曲变形的真相，企图影响他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维特根斯坦早已断言，话语中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记忆就是流传在本人内心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中书写往事，就是利用“回忆”来获得对历史的阐释权。回忆者从私人角度辛勤地改造着历史，令其散发出化妆品般的杳远香气。

　　而历史记忆还有另一种功能，它与司马迁的悲痛事迹相关。近2000年前，汉武帝对史官的阉割反而激发出一种卓越的记忆力，并且点燃了前所未有的书写激情。但这种反抗并非要在行文中直接谴责当朝君主的暴政，而是要充分展示记忆的魔法力量：他在竹简上奋笔疾书，不倦地讴歌皇帝的功绩，判处皇帝和历史一起永生。而汉武帝并未意识到这点。他到处寻找丹药，谋求永生，却对史官所赋予的不朽生命置若罔闻。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书写记忆的极端事例。它同时显示了官方知识分子记忆的弊端：修史者即使严重受辱，其灵魂也必须统一在君主的意志之中。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民间口述历史的运动开始悄然掀起，它要从另一个更加质朴和纯粹的角度招回历史真相。

　　在影像记忆方面，吴文光和蒋樾等人的个人纪录片开拓了数码空间，但它们随后就被大批电视台的“讲述”栏目所仿效，后者不过是纪录片的廉价代用品。

　　而在纸媒记忆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看看他们 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无疑是社会学研究的范例，但这种口述历史随即被官方史学所接管，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口述史学”中心，大批口述史学著作呼之欲出，试图据此由“伪史”向“信史”飞跃。

　　这场“新记忆运动”提供了重构记忆的重大契机，但以上的大量事例也表明，“国家记忆”正在征用“私人记忆”和“民间记忆”，来改变其“失忆”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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