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公助博物院 苦心经营醒国人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自从开始建设那天起，位于友谊路上的天津博物馆就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其实早在90年前，当时的有志人士就已开始筹建天津人自己的博物馆。与当代雄厚的建设资金相比，那时的博物馆是靠民间人士捐助的，实现了教育国人的愿望。

　　“天津博物院创建于1917年，但酝酿的时间是在1913年至1914年。当时天津已经有两座博物馆，一是实业厅办的直隶商品陈列所，一是华北博物院，但是都没有起到唤醒国民奋发向上的作用。因此，当时的直隶商品陈列所所长严智怡开始筹划建设新式博物馆。我祖父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整个过程。”天津博物院创办者之一、天津著名画家陆辛农的后人陆惠元告诉记者。

　　巴拿马赛会

　　考察收集奠定基础

　　直隶商品陈列所曾经给天津人带来一阵惊喜，作为天津最早具有“博物馆”性质的场所，新式的展品设置让人眼前一亮。但兴办几年后，呆板的理念和多年如一日的展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直隶商品陈列所所长严智怡与其同事华学涑都认识到了建立一座教育型博物馆的必要，应当把服务对象从实业界扩展到全体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于是借1913年进行对全省实业大调查之机，将有关文物、古迹等项目列入调查征集工作提纲。虽然是为调查实业，但同时也为日后建立博物院奠定了藏品的基础。”陆惠元告诉记者。

　　1914年的冬天，直隶商品陈列所内到处充满着暖意，准备赴美国参加巴拿马赛会的严智怡正在进行最后的分工布置。按照事先的分工，严智怡与陆辛农等人考察了美国的博物馆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对陈列技术、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对美洲印第安人的风俗文化进行搜集，作为民俗学材料备用于创办博物院。

　　“我祖父当时负责搜集美洲印第安人的物品。其中有他们使用的货币———三种贝壳，印第安人的巫师为人看病时的执事———一个捆在木棍上晒干的动物膀胱，里面装有几粒植物种子。另外还有一些食具、编织物、陶器和红种人的木屋模型。我祖父告诉我，印第安人与黄种人同源，尚且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因受欧洲殖民者排挤逐渐没落。他搜集的目的，是以此昭示国人，使观者有所警惕。”

　　按照新的征集理念，正在筹建的博物院的搜集工作一开始就突破了“金石学”的旧框并放眼世界，而且把征集工作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来进行。此外，在征集物品计划中，曾经把中国传统观念中并不认为是文物的物品加以征集，诸如农器、渔猎器、工用器、宗教用具、婚丧嫁娶用器等，还有古迹风景、风俗的相片，而这些正是反映了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意识等最基本的材料。

　　天津大水

　　难民拖延开馆日期

　　1916年4月，严智怡责成华学涑在直隶商品陈列所中成立天津博物院筹备处，负责建院工作。由于当时的严智怡任直隶实业厅长，博物院最初的藏品由陈列所调拨，筹备人员由陈列所调借，所需经费由陈列所支持。“博物院一开始就有些先天不足。按照现在的观点，博物院属于文化的范畴，而实业厅是当时负责全省经济的管理者。由实业厅牵头、出钱建设博物院，好像有些越俎代庖。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严智怡支持建设博物院。”

　　博物院筹建时，筹备处设在实业厅内，包括严智怡和华学涑在内，博物院的全部人员只有五六个人。陆辛农以及李贯三负责对外征集、调查、登记等各项具体事务。后来，随着工作量不断增加，才陆续又增添了几位新职员。

　　陆惠元介绍说：“最早的时候，严智怡先生将博物院定名为‘天津博物院’。1916年4月，严智怡打算借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旧学会处会场建设博物院，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就等1917年10月10日开幕。谁料想，到了这一年的9月，天津遭遇特大洪水，城南一带变成了水乡泽国。于是，城南一带的商家，甚至娱乐场所，都挪到了河北一带。公园里的旧学会处会场，住满了难民。博物院在10月开幕的事只好作罢。”

　　成立展览会

　　节目多样雅俗共赏

　　1918年的6月，河北公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难民陆续搬出避难所，经过紧张准备的博物院展览，终于第一次在天津亮相。6月1日至7月31日举办了“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览会”，仿照巴拿马赛会形式，除陈列展出外，还附设游艺馆、武术馆、演说坛、余兴部，同时还发行3套有关藏品的明信片。

　　这场展览，更像是一台综合晚会。武术技击设在馆内，弓刀石等器械表演设在公园中心的大圆场；游艺内容又分为投壶、射箭和音乐三部分；余兴部包括杂技、电影、幻术以及昆剧等，按照不同的安排，每天上演不同的节目。如果不是挂在公园门口的“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览会”布标，很难想像这是博物院搞的成立展览。“当时的人们对于自然科学还没有很深的认识，光靠学者和博物院空喊是喊不来观众的。如果没有观众注意，严智怡开启民智的意图就难实现。所以，一面要展出各种展品，另一面还要搞一些娱乐活动刺激观众。”

　　博物院第一次的展览可谓盛况空前，各种节目花样百出。陆惠元告诉记者：“在展览的每一天，博物院临时发行日刊，介绍展览的情况和展品分类。同时，还印行了3种小型成套的明信片，一种是动植物以及化石类物品，一种是六朝和唐人写经类，还有一种是古器物类。每套明信片共有6张，并带有文字说明。如果谁家里存有全套的这种明信片，它的意义肯定会不同凡响。”

　　根据陆辛农的记述，动植物以及化石类物品明信片上的图案分别是蓖鹭、蜥蜴、多罗波蟹、凤蝶、甘草、螺化石；写经类是2张六朝时代与4张唐人的写经，尽管是残片，实际研究价值也不可小视；古器物类则是各种罕见的卜骨、卜龟甲、古贝币、雕像等。如此以来，不但吸引了考古专业的学者光临，就连不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前来看热闹。为了方便学生观看，严智怡特意将原本为期1个月的展览又延期到7月底。

　　博物院开幕

　　引用新法陈列布局

　　博物院展览会的前几个月，经过严智怡的奔走呼吁，省公署决定将位于种植园(今北宁公园)旁旧劝业道署的房屋划归博物院使用，作为博物院的正式院址。严智怡一面派人修理破旧不堪的房屋，一面着手正式开馆前的准备。1923年2月25日，天津博物院正式开张纳客了。那么开张的博物院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布局又是怎样的呢？陆惠元说：“天津博物院开创了中国展览馆的先河，即在动物陈列中采用了‘帕诺拉玛’陈列法，即‘景观法’，是我国首次引用美国巴博会上的这种技巧。”

　　刚刚开幕的博物院陈列内容分自然、历史2部。自然部有植物、动物、矿物、岩石、化石；历史部则有文字类、陶器、瓷器、骨器、石器、玉器、礼器、武器、掌故等器物，还有钜鹿出土的宋器、货币、宗教、人种风俗、古迹风景、交通等，约计3万余件。其中钜鹿出土宋器，乃是1920年钜鹿发掘之宋墓，由博物院派李详耆、张厚璜搜集。自然标本的采集，在建院初期，就将植物、昆虫、海洋无脊椎动物和鱼类以及鸟兽等列为重点。

　　采集标本容易，但制作永久保存的标本比较难。由于当时制作标本的人才奇缺，博物院则聘请了安德生(瑞典人，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猎手陈德广兼职制作标本，陆辛农负责整体展览设计。在设计展览时，陆辛农的绘画天赋得到充分体现。“帕诺拉玛”陈列法分为三层，最前面一部分，布置立体草树、山石、地坡模型，中层以纸板做画面，后层是画在墙壁上的远景环境，类似于现代舞台上的道具。对于狮子、野猪等标本，环境则为山林；如果是狼，则为北方草地；鱼类则是海底世界。所有的展出动物标本，都和它的生活环境相匹配。

　　“在展出的标本中，有一个母狮子的标本，这对于天津人可是个新鲜东西。它的来历，还有一个小故事。”陆惠元听祖父说，1900年以后，有个外国马戏团在天津城里神机营库内中营前旷场演出，突然这头狮子跑了出去。为了避免狮子伤人，只好将它射杀。它的皮卖给教育品制造所制成标本。后来该所被取消，标本就归了商品陈列所。经过精心挑选，被拿出来供市民观赏。

　　标写说明书

　　大王莲抓人眼球

　　对于办好博物院，院长严智怡与副院长华学涑充满了信心。副院长华学涑是一位资深的学者，曾在清末两次中举，国学功底深厚，对先秦文化颇有造诣。博物院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为他出版了《秦书集存》、《秦书八体原委》、《鼎彝铭文类纂》等多种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字系》，是毕其一生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留下宝贵资料。

　　为让前来参观的人能够看懂展品，陆辛农等人又开始撰写各种说明书。包括动物说明书、植物说明书、人种说明书等。对于中国人一直感到奇怪的各个不同的人种，本来应该塑造模型来展示，但考虑费用过高，最后选用了照片来代替。包括掌故、科学、文学、货币等项说明，在一段时间内，全部编排完毕。由于陆辛农对于花鸟、植物有着很深的研究，这方面的说明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博物院开幕以后，在植物展品中，有一个巨大的植物雕塑品———王莲，产于南美洲亚马逊的水上特产王莲，是水上植物最大的种类。花瓣直径有2尺(66厘米)左右，中央花瓣红如火样，外部洁白如雪。上卷的叶子直径达五六尺，两个小孩可以稳稳地坐在上面。这个奇特展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目光。

　　经费没着落

　　民办公助苦求发展

　　陆惠元介绍说：“博物院建院之初，博物院的体制采取了‘民办公助’的形式。在筹备之时，实业厅长严智怡通过通令的形式，让实业厅所属机关以经费的1%按月补贴天津博物院，使得博物院有了兴办费用。1922年，开始建立董事会。凡补助经费的学校、机关、团体、个人捐助资金、物品价值在200元以上者，皆推为董事，享有监督指导之责，院长、副院长由全体董事选举产生。因此，在博物院的陈列品中，有29%来自社会的捐赠，另有27%为‘寄陈品’。寄陈品是个人收藏的物品，愿意提供为公众展出，但又不放弃所有权，这种在展览中采取借陈的方式，可能是长期的或中期的，院方负责安全保护之责。这样的展品，展览中一定要在标签上注明捐赠者或寄陈者的姓名，以示表彰。因而在当时，博物院赢得了社会力量的支持，参与者有不少是收藏家和社会名流，并都成了董事。因此，在那种社会动荡的艰难困境中，博物院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河北博物院1935年度报告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名流将珍贵的物品捐赠或寄陈的各个明细。从玉器饰品到木雕石刻，从拓片到亲笔手书，从荷包邮票到锄头标本，五花八门的列了数百项。

　　天津博物院经历了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国民政府、日伪统治、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其间七易其名，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其实，每次更名都与归属，即经费来源有关。在多灾多难的旧社会，政府机构中根本就没有博物院这个社会教育机构的位置，故而每一次社会动荡都要波及到博物院的生存死亡，但是她却顽强地生存下来!1929年，严智怡改任教育厅长，由于继续让学校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博物院，遭到政府内的弹劾。严智怡一气之下，挂冠离去。实际上，博物院得到的那点经费很难维持正常运营，欠薪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清贫中，博物院中的人们坚持为天津人开辟了科学观察世界的窗口。”

　　天津博物馆名称变迁

　　1916年天津博物院筹备处(河北公园)

　　1918年天津博物院(北宁公园)

　　1928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北宁公园)

　　1934年河北博物院(北宁公园)

　　1940年天津特别市立博物院(河北宙纬路)

　　1945年河北省立天津博物馆(河北宙纬路)

　　1949年天津市立博物馆(河北宙纬路)

　　1950年天津市立第一博物馆(河北宙纬路)

　　1951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南开二纬路)

　　相关专题：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