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路上抒情志 津城最懂穆旦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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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首《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诗的作者，即是我国著名现代派诗人、天津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

　　胡康河

　　留住他一生的记忆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杜聿明将军)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杜聿明出征时，并没有想到竟然会大败而归。经过几次惨痛的失利，最后他取道缅北密支那野人山率部突围。穆旦夹杂在队伍中艰难前行。谁都明白，在后有追兵时殿后意味着什么。且战且退，诗人陷入了濒死边缘。

　　南开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告诉记者：“可以说，穆旦在这场战役中，捡了一条命。诗人亲眼见证了那场战役的残酷。他曾经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5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到达印度。以后在印度3个月里，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但这个外表纤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顽强地活了下来。尽管我与穆旦有过近10年的交往，但他很少提起那场战役。”

　　野人山是一片至今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5月底中国远征军抛弃了所有的辎重，向野人山退却。几万大军进入野人山后，很快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向导，在茫茫的大森林中迷失了方向。不久，他们吃光了带来的粮食，部队马上又陷入了饥饿中。在热带丛林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胡康河谷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一种致命的痢疾侵入士兵的身体，经常面对的还有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而在这一切之上，是那让人发疯的饥饿。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资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有10万人，伤亡6万多人，其中有5万人死在了野人山。对于这场经历，诗人从不愿意提起。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他对于大地的惧怕，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腐烂的尸体，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3年后，穆旦发表了这首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家中的“赤色分子”

　　学校撰稿的台柱子

　　每当翻阅穆旦的诗集，总会惊叹于他感情的丰富、语言的流畅。在艺术创作中，感情可能会变得陈腐，然而技巧却常新。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如果说奥登和艾略特的技巧运用起来还有明显的技巧性的话，穆旦却是把这种技巧浓缩到他的感情里去，甚至可以说变成感情了。“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个句子有何感想。

　　1924年3月16日，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主办)刊登了一篇小学生作文《不是这样的讲》：一个叫“珍妹”的小女孩，与母亲在大街上看见一辆汽车时表现出自己天真的想法。对坐车人和汽车进行了一番评论，通过评论，隐含着对能坐汽车的有钱人家的讥讽。这是穆旦最早见诸报刊的文字，当时他读小学二年级，年仅6岁。

　　查良铃(穆旦的妹妹)曾回忆：“1929年9月，穆旦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开始诗文创作，显露文学才华，其刚毅性格和爱国热情也充分显示出来。每逢过年(春节)大家庭中要祭祖先，摆供桌，子孙们要磕头。轮到他，他就不磕。抵制日货时，他就不允许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当时都是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但一口不吃，后来还把它倒掉。家中伯父们就议论良铮是‘赤色分子’，都怕他。可是在兄弟姐妹、侄子们当中，他的威信很高。他待人真诚、耐心，不怕麻烦，最喜欢教人读书。”

　　据当时《南开高中生》主编周珏良(与查良铮同届不同班)回忆：“当时他是写稿人的两大台柱之一，主要写诗，也写些散文……每到集稿时，篇幅不够，我总是找他救急，而他总是热心帮助，如期拿出稿子来。”

　　南迁学英语

　　徒步“吃”掉一本书

　　穆旦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集，更给后人留下不朽的国外名著译本，至今为人熟知。抗日战争时期，穆旦等从北方来的流亡学生，在昆明完成了大学学业。但那时他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其一是他是从长沙步行1000多公里来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参加远征军去缅甸，又从那里撤退到印度。他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但终于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历来爱做的事———写诗。

　　1938年2月至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长沙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途中，穆旦写下了《三千里步行》，诗人描写了“一群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一群“鲁宾逊”：“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他们不能抵抗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尽管徒步搬迁十分艰苦，但穆旦更完成了一个壮举。他的特有方式引起同学们的注意，每天从一本小英汉字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背熟之后就把这部分丢掉。到达昆明时，那本字典已经所剩无几。在那时起，穆旦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派”。

　　在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里，来新夏教授认识了穆旦。“我较早地读过穆旦的诗，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我认识查良铮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由美国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时，但也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因为他的夫人周与良和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所以我们很熟悉。‘文革’时期，我们又同为‘棚友’，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休息时蹲在墙脚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铮和穆旦合二为一，并更了解他的家世、事业和性格。”

　　《罗宾汉传奇》

　　他留给世人的遗憾

　　人们给予穆旦的称号中，除了诗人，还有一个，就是翻译家。1954年以后，穆旦逐渐暂停了写诗创作，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翻译国外名著上来，当年普希金的作品，大部分是经穆旦翻译而来。

　　南开大学原图书馆馆长冯承柏教授告诉记者：“1962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当时美国史研究需要翻译人员，我从图书馆把穆旦请到历史系帮忙。在短短的2个月中，穆旦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知识。穆旦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好，我们有问题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从不摆长者的架子。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没能请他给我们多讲一些诗歌创作。”

　　1947年至1953年，穆旦留学美国。仿佛是有了预感，也仿佛是上天为了给他将来的坎坷命运提供一些慰藉，穆旦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并没有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专业上，而是孜孜不倦地学习俄语。当他回国并受到打击的时候，俄语以及他早就驾轻就熟的英语成了他惟一的寄托。他翻译了普希金的数百首抒情诗和丘特切夫诗选、拜伦诗选、雪莱诗选、济慈诗选、英国现代诗选等，晚年还完成了拜伦的巨著《唐璜》———一部被王佐良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

　　穆旦在晚年翻译的一本儿童文学《罗宾汉传奇》有点偶然性，也带有苦涩味。《罗宾汉传奇》有两点引人注意。一是英国妇孺皆知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老故事，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说；二是这个译本是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所译的第25本译著，也是最后一本译著。穆旦是专为帮助其长女(当时初中刚毕业)学习英语而翻译此书的。

　　1974年，他仍在接受“管制劳动”，其爱女小瑗(查瑗)被分配到天津第13塑料厂当工人，他辅导她业余学习英语，只希望女儿日后或许能“做个翻译”。最初以《林肯传》做教材，后来又随手翻译这本罗宾汉故事作为辅导材料。他只初译了全书26章中的15章，后因忙于其他事情而未能译完。1977年2月，穆旦因突患心肌梗塞，抢救无效离世。

　　“慕旦”就是“穆旦”

　　1934年5月，散文诗《梦》发表于《南开高中生》(1934年春季第4、5合期)。作品署名“穆旦”，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署名“穆旦”的作品。而1937年1月，一篇署名为“慕旦”的叙事长诗《玫瑰的故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45卷第12期。诗前有作者题记：“英国19世纪散文家L.P.Smith有一篇小品《The Rose》，文笔简洁可爱，内容也非常隽永，使人百读不厌。故事不少美丽处，背景也一如原篇，以收异域及远代的憧憬之趣。至于本诗能够把握住几许原文的美，我是不敢断言的。因为，这诗对于我本来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想起1936年的最后几天里，苦苦地改了又改，算是不三不四地把它完成，现在看到，我虽然并不满意，但却也多少是有些喜欢的。”

　　读者可能也会猜到，关于该诗“慕旦”笔名，与几年前的“穆旦”同属一人。

　　王佐良先生(著名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与查是清华外文系同班同学)证实：“慕旦两诗(含前一首《更夫》)是查良铮所作无疑。后者所据L.P.Smith所作《The Rose》一文，正是我们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清华读的大一英文教科书中的文章。而我看那种叙事诗的写法正同他后来译《唐璜》的笔法差不多。”作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二者集于查良铮一身，其缘由，从署名“慕旦”的校园诗中已见端倪。“穆旦”、“慕旦”，只是音同字不同。

　　那么，良铮先生为何笔名用穆旦(慕旦)呢。原因也很简单。“查”字上边为“木”，下面为“旦”，穆旦(木旦为查)。就如金庸先生的笔名，“金庸”为“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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